道安随笔2024年2月7日星期三
新人新戏新气象，换骨脱胎慨而慷。
无畏风雨倾无住，投身洪流有主张。
新戏不仅演旧事，周而复始尽阳刚。
离合悲欢忘川渡，生死跳脱去茫茫。
——和《椒麻堂会》诗
前几日，快递送来《王通评传》【尹协理、刘海兰著，北岳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发现主要作者与之前读的《王通论》【尹协理、魏明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是同一人。这位尹协理先生，1944年生人，如果健在，已有八十高龄了，他曾供职于山西省社科院。两本书前后相隔三十多年，不知作者对王通的认识是否又有新意，故一鼓作气，快速读完，现整理心得如下，以飨同道。
因受限于唯物史观的局限，这位学者尽管很早就发现了王通这一历史人物的特殊，但仍然跳脱不了俗见，最终把他定位在：“王通是天人感应论和谶纬迷信的终结者；王通是援佛入儒重要思想的提出者；王通是文以载道思想的先行者；王通是新儒学（即理学）的开创者。”
在我看来，王通就是他那个时代不可多得的一位圣者；放在孔门圣学的脉络当中，王通也称得上是一位承上启下的圣人，就如孟子与阳明。【这里不展开论述，可参见另一篇道安随笔《王通辨惑》。】需要说明的是，“圣人”二字不是那么高不可攀，有足够内明的功夫，都可以称之为“圣者”，只不过能力有大小，有尧舜圣王之“圣”，有张婆子赵婆子之“圣”，凡圣不二，是冷暖自知之事，不能用外在的事功来计较份量。
今研究王通，主要想阐明三件事：一、明天人之事；二、明王道；三、诸神归位，道安天下。以便于我们今后的行动。
首先，拨乱反正，必须回到够大的那个开始——“奉元”，正如太史公所言“究天人之际”。现代文明人的困苦，就是精神坍塌，没有上达的管道，宗教失灵了，各种新兴宗教、灵性系统，皆非大道，却很有诱惑性，一旦套牢，很难摆脱，故首先要“明天人之事”。
其次，不走宗教的路，不走左道旁门，要想走上光明大道，需明了何谓“王道”。所幸的是，华夏文明的核心就是“中道一体，王道一贯”，尽管传统文化被破坏已有百年，但剥极必复，否极泰来，我们今天有足够的信心，可以回到这条坦荡的大道上。当然，不是靠政治运动、整齐划一的集体行动，而是中行独复，从民间一二人的自觉开始。
再次，“天地人”的大格局撑开，如何摆放鬼神的位置，这很重要！既不能打倒一切“牛鬼蛇神”（毛泽东的革命，让中国人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也不能鬼神满天飞，神棍遍地走，还必须“绝地天通，各安其位”，倡导新的礼乐生活。这正是我们今后要全力推动之事。
为了帮助诸位能理解这三层意思，下面对照王通当年的修证，来逐一参悟：
文中子曰：“《春秋》其以天道终乎，故止乎获麟；《元经》其以人事终乎，故止于陈亡。于是乎天人备矣。”薛收曰：“何谓也？”子曰：“天人相与之际，甚可谓也，故君子备之。”（《述史第七》）
孔子所在的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天人不交。东汉以后，在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天下大乱，在天人关系上，也是一个混沌不明的时期。圣王之道暗而不明，天人之意否而不交。故王通决心明天人之事，正天人之义。
天者，统元气焉，非止荡荡苍苍之谓也。地者，统元形焉，非止山川丘陵之谓也。人者，统元识焉，井止圆首方足之谓也。乾坤之蕴，汝知之乎？（《立命第九》)
王通明确地以元气释天，以元形释地，以元识释人，强调心物一如，阴阳一体：
气为上，形为下，识都其中，而三才备矣。气为鬼，其天乎！识为神，其人乎！吾得之理性焉。(《立命第九》)
王通的这一体会，与《易传》是可以相互印证的。
既然，天地卡位，王通对“人”高度肯定，正如老子所言：“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那么，为什么古代圣王又要祭祀天神、人鬼、地祗呢？王通是这样解释的：
薛收曰：”敢问天神、人鬼何谓也？周公其达乎？”子曰：”大哉，周公！远则冥诸心也。心者，非他也，穷理者也，故悉本于天。推神于天，盖尊而远之也，故以祀礼接焉。近则求诸己也。己者，非他也，尽性者也，卒归之于人。推鬼于人，盖引而敬之也，故以饷礼【通“飨礼”】接焉。古者观舆而不荐，思过半矣。”
薛收曰：“敢问地祗【注：地祇就是属于地面上所有自然物的神化者，包涵土地神、社稷神、山岳、河海、五祀神，以及百物之神】。”子曰：”至载！百物生焉，万类形焉。示之以民，斯其义也。形也者，非他也，骨肉之谓也，故以祭礼接焉。“(《立命第九》）
王通对立于天地间的“人”高度肯定，但“人”并不必骄傲，应与天地合其德，与鬼神合其吉凶，天（气、鬼）,地（形、祗），人（识、神）这三者是互相联系的，缺一不可。人们祀天而观人的神识，祭地而察万物品类，饷鬼而怀念天的精气，虽然各有侧重，但三者又是永远不能割裂的。《中说》载：
薛收问：”（天、地、人）三者何先？”子曰：”三才不相离也。措之事业则各有主焉。圆丘尚祀，观神道也；方泽贵祭，察物类也；宗庙用饱，怀精气也。”(《立命第九》)
天、地、人三才不分先后，不相分离，它们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同时并存的。只是在“措之事业”时，也就是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三者的地位便会分出主次。天地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主宰一切的。所以，王通认为，天、地、人三才是同等重要的，不能或为替代。《中说》载：
薛收问：”圣人与天地如何？”子曰：”天生之，地长之，圣人成之，故天地立而易行乎其中矣。”(《魏相第八》)
天的功能在于生物（这是说，气的作用在于生化万物），地的功能在于长物（这是说，大块、土地的作用在于使万物发育成长），圣人的功能在于成物（这是说，圣人的作用在于弘道，使万物臻于完善），有了天地，人们才有所谓利用；有了天地，万物变化之道才能行乎其中。天的功能是不能由人来代替的，天道也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他说：
天不为人怨恣而辍其寒暑，君子不为人之丑恶而辍其正直。(《魏相第八》)
王通反对只重天而不重人，他认为，就其功能和作用而言，天、地与人是同等重要的，不能忽视任何一个方面。《中说》载：
陈叔达问祭。子曰：“何独祭也，亦有祀焉，有祭焉，有享焉，三者不同，古先圣人所以接三才之奥也。达兹三者之说，则无不至矣。”(《天地第二》)
王通这里虽然是说祭、祀、享三种礼仪不可或缺，但他实际上不过是借以证明三才的重要性。强调人们应该接三才之奥，达三才之说，明确三才关系的深刻道理。王通所处的时代，是宗教迷信到处泛滥和束缚着人们头脑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里反复强调三才的作用和相互关系，无疑是提高了人的地位和作用。而在历史变革的时期，这无疑是申明春秋大义，起到拨乱反正之功用的。
《中说》载：
子曰：”杜如晦若逢其明王于万民，其犹天乎！”董常、房玄龄、贾琼问曰：”何谓也？”子曰：”春生之，夏长之，秋成之，冬敛之，父得其为父，子得其为子，君得其为君，臣得其为臣，万类咸宜，百姓日用而不知者，杜氏之任，不谓其犹天乎！”(《王道第一》）
天尽管无言，但通过春生、夏长、秋成、冬敛，“万类咸宜，百姓日用而不知”这种自然过程，能体会“天道”的运行。人与天的关系中最和谐的境界，在王通看来，就是万类咸宜，人们顺而不知。所以王通又说，“天地之心”就是物之本性。他说：
圆者动，方者静，其见天地之心乎！(《天地第一》)
动静合一，能动能静，这乃天地之心的特性。人亦有天地之心，故也能顺应自然，进退存亡不失其正。
《中说》载：
宇文化及问天道人事如何。子曰：“顺阴阳仁义，如斯而已。”（《问易第五》)
阴阳是自然之道，仁义是人事之道。因此，所谓顺阴阳就是顺应自然之道——“毕竟空”（无我之道），顺仁文就是顺应世间因缘——“宛然有”（有我之道）。同时，王通又提出要“乘时”。他说：
《易》，圣人之动也。于是乎用以乘时矣。故夫卦者，智之乡也，动之序也。(《问易第五》)
君子而时中，乘时而动则吉，逆时而动则凶。《中说》又载：
薛收问一卦六爻之义。子曰：”卦也者，著天下之时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动也。趋时有六动焉，吉凶悔吝所以不同也。”收曰：”敢问六爻之义。”子曰：”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谁能过乎？“(《述史第四》)
卦所代表的是“时”，爻所代表的是“动”。天地人三才之间，互相结合，又互相作用，因其各方势力具体消长的情况不同，可以有六种不同的动法，分别造成吉凶悔吝等各种不同的结果。它们的总和便构成事物运动的“时”，也就是事物所处的各种特定的情形。卦则把这种情形表现出来，给人们的行动以某种指示。因此人们应该乘时而动。而所谓乘时而动，也就是按照事物的变化而变化，因地制宜，因时制宜，随机而变。《中说》载：
李靖问圣人之道。子曰：“无所由亦不至于彼。”……董常曰：“夫子之道，与物而来，与物而去。来无所从，去无所视。”(《天地第二》)
同时，王通还进一步提出了存物忘我的观点。他说：
智者乐，其存物之所为乎；仁者寿，其忘我之所为乎！(《天地第二》)
他又说：
贱物贵我，君子不为也。(《周公第四》)
在以上“天人观”基础上，王通对“天命”谈了他的认识：
薛收曰：“何谓命也？”子曰：“稽之于天，合之于人，谓其有定于此而应于彼，吉凶曲折无所逃乎；非君子孰能知而畏之乎？非圣人孰能至之哉？”（《问易第五》）
天命不可违，应当知之，畏之。至于至之，王通则认为极难，非圣人而不能。就是知命和畏命，也只有君子才能达到，小人们是谈不到这些的。
文中子曰：“命之立也，其称人事乎！故君子畏之。无远近高深而不应也，无洪纤曲直而不当也，故归之于天。《易》曰：乾道变化，各正性命。”
魏征曰：“《书》云：惠迪吉，从逆凶，惟影响。《诗》云：不戢不难，受福不那，彼交匪傲，万福来求。其是之谓乎？”子曰：“征其能自取矣。”
董常曰：“自取者，其称人耶？”子曰：“诚哉，惟人所召。”
贾琼进曰：“敢问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何谓也？”子曰：“召之在前，命之在后，斯自取也，庸非命乎！噫！吾未如之何也已矣。”琼拜而出，谓程元曰：“吾今而后知元命可作，多福克求矣。”（《立命第九》）
“命”这个概念的确立，指的是对于人事的关系。它是事物发展变化的必然性，一定的原因必然产生一定的结果。有一定的原因出现在前，必有与之相应的某种结果随之在后，“无远近高深而不应”，“无洪纤曲直而不当”。因为这种因果关系不随人的主观愿望而改变，因此便把它们和“天”相联系，称之为“天命”。但是天命是“惟人所召”，由人“自取”的。那么，所谓“立命”就应该是立人事，所谓“畏天命”，就应该是畏人事。王通这里对“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解释也是很值得注意的。如果人们因为自己的某种行动已经“召之在前”，那么，与它相应的某种结果必定“命之在后”，一切咎由自取，谁也没有办法，既然命运完全掌握在人们自己手里，当然也就是“元命可作，多福可求”了。《中说》载：
薛收问《易》。子曰：“天地之中非他也，人也。”收退而叹曰：“乃今知人事修，天地之理得矣。”（《魏相第八》）
修了人事，即可得天地之理，说明人能弘道，人可以尽天地之性，与天地齐。
以上引文，选摘自《王通论》一书，个别地方编者有改写和修润。能读懂这些文字，需要有些基础，这个基础倒未必是知识的门槛，而是有一定慧根和悟性。中国的学问是实学，不是哲学思辨，不需要绞尽脑汁去理解，而是感应道交，感而遂通。所以，这篇随笔不适合给所有人读，不是因为里面藏着什么惊天的秘密，而是以免给读者徒增烦恼。
所以，能明了王通关于“天人之事”的阐述，我们可以进一步谈谈我们下一步的工作思路：
一、我们平日的教学（无论是对青少年，还是针对父母），始终围绕“天人之学”，帮助大家建立根本自信，破除一切迷信。同时，从“正家道”入手，帮助孩子们“学习成人”，“学习成家”。
二、关于“王道”，大而化之，指的是天下事，我们的核心团队必须关切天下大事，以天下为己任。但我们未必真正参与“政治”（狭义上的），而是立足民间，顺应天下大势尤其是“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时代主题，重建礼乐生活，移风易俗。从这个角度而言，“道安礼乐大学”是高高山顶立，而“道安易俗社”则是深深海底行。“易俗社”这个身份更接地气，润物细无声，更方便我们随时随地开展工作。
三、“礼乐生活”的重建，其核心工作是让“诸神归位”。围绕着“立五尊”（天地圣亲师），将那些被打倒的、被忽视的圣贤，重新树立起来，推行“祀神”。这其中包括世界范围内最重要的几位圣人，如佛陀、耶稣和穆圣，我们也可组织去海外的朝圣之旅，将这些异族的“神”也团结进中国人的“神仙会”，从而破除宗教信仰的“排他性”。
“地祗”祭祀也很重要，我们除了重视古典的“三川五岳”【三川即泾、渭、洛三水；五岳即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北岳恒山、中岳嵩山、南岳衡山】，还可以去三江源等重要的地点举行祭祀活动；并且与海外各地结缘，与生态环保等民间组织合作，在世界范围内组织“地祗”的祭祀。
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我们再回到日常，将“成人礼”“婚礼”“敬长礼”和“丧礼”办好，帮助普通人也能过上天人生活。
这些难道不是天使们此生最应该去做的么？
（中霖整理）
【补记：此文已经王韦华院长审定。院长回复道：该文的三条工作意见很好，完全赞同。可以作为道安礼乐大学和我们今后工作的三条基本教育原则和三条工作主轴，以此更加明确我们的行动方向，推动当代中国人的礼乐文明和天人生活的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