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安随笔2023年8月8日星期二
昨晚与谢茂松教授交流，对他的治学路径有了进一步了解。谢教授的经学部分，师承余敦康先生并有超越【注：1930年5月-2019年7月14日，祖籍湖北汉阳。1960年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生毕业。哲学家，教育家。生前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全国政协委员。余敦康长期致力于中国古代文化史、哲学史与思想史的研究，曾参与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卷、秦汉卷和魏晋南北朝卷的写作，在各种刊物上发表论文多篇。已出版的著作有《何晏王弼玄学新探》、《易学今昔》、《内圣与外王的贯通——北宋易学的现代诠释》、《中国哲学发展史》（合著））、《中国哲学论集》、主编《易学与管理》、《周易管理学》等】。
在纪念余敦康先生的一篇文章《学贯“内圣外王之道”：政治与教化之两端》中，谢教授通过阐述余先生的学术思想，也透露出他本人的治学倾向。现将全文转载如下，供大家参考：
余敦康先生一生学问，一以贯之者为何？盖在于“内圣外王之道”，即政治与教化之两端。从八十年代的《何晏王弼玄学新探》（后扩充为《魏晋玄学史》）到九十年代《内圣外王的贯通——北宋易学的现代阐释》，再到晚年的《周易现代解读》以及长文《三代宗教》，无不贯穿始终。
二三十年前宋明理学的研究受港台新儒家影响颇深，单纯强调道德理想主义，而余先生《内圣外王的贯通》一书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提出理学“内圣”的心性之学之精微是要通向“外王”经世之广大。学界普遍接受这点，还要等到海外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出版引发的一场学术争论之后，余先生可谓孤明先发。儒者在朝美政、在野美俗【编者注：移风易俗，重建礼乐生活，正是道安艺术大学将要推动的事业】，政治是儒者的核心关怀，因为政治是处理群的关系【注：即“亲民”。在朝者如帝尧，平章百姓，协和万邦；在野者如孔子，礼乐教化，道之以德】，孔子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人脱离了政治就是非人。
中国传统政治的担当者在于儒家士大夫阶层，余先生对此有深刻的体会。他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不是单纯抽象的概念范畴研究，而是以士大夫研究为依托，把握士大夫的价值追求在于由心性而通向政治、由哲学而通向政治，即内圣外王之道。所以余先生在哲学义理之辨析上极尽精微，但必又最终落实于经世之社会政治的现实关怀，这从魏晋玄学到宋明理学、宋代易学都是一脉相承的。
中国传统士大夫身处政治，永远面临着进退出处的困境，这就有对于作为士大夫精神结构中的儒、道两家的选择问题。如苏东坡、王安石等被贬时对佛、老发生兴趣，道家与儒家成为互补。余先生独到地把握玄学的“有无之辨”背后，深层次的是儒家的“名教”与道家的“自然”二者之间的互动问题，他说儒家的“内圣外王”的说法本身就出自《庄子》。
余先生更是将儒、道以及法家放在礼乐文明的总体脉络来讨论，三家的差别与张力就是面对春秋战国的古今之争，对于周代礼乐文明究竟是取破坏、复古还是继承、损益的态度。由此他对于侯外庐的中国古史研究给予高度评价。余先生在给我们上课时，一再耳提面命的就是把握礼乐文明的张力，即仁与义、亲亲与尊尊的张力关系。
礼之“尊尊”原则落实为儒家士大夫政治，“亲亲”则是社会秩序的安排，记得余先生上课时跟我们讲的最多的一句话是：礼教、文化是什么，就是“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社会自组织安排，余先生因此高度评价陈寅恪对于《桃花源记》的研究正是揭示出礼乐文明的社会自组织性的面向。余先生治中国哲学史，却能欣赏史家陈寅恪、侯外庐，也时时跟我们提及考古学家张光直关于中国是世界史唯一的连续未断裂的原生道路文明的洞见。余先生关注雅斯贝尔斯关于轴心文明的说法，这也就有他晚年《三代宗教》之长文，其问题意识是返本开新。犹记在香港科技大学与陈来老师聊天时，他评价老余这篇文章是一气呵成。
对于礼乐文明是“百姓日用而不知“的强调与体认，离不开他当年被打成右派后下放农村而与农民深入接触的生命体验，这犹如王阳明被贬龙场，阳明没有被贬，也就没有后世悟道之阳明。右派的经历，表明作为知识分子的余先生如何能忘情于政治呢？这恰恰是其根本问题意识所在，余先生选择学术为志业来更深、更久远地提升我们现代文明的政教。永远记得二十多年前在余先生家里跟着他细读小程子《伊川易传》、朱子《易学启蒙》以及《礼记》之情形。“为往圣继绝学”，余先生之经学，尤其是易学、礼学有以当之。余先生领着我们一卦卦、一爻爻读，让我们把自己摆放进不同的政治情境中如何自处，这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参与，但余先生还是学者本色。
余先生有时会感叹自己因为人生前半段时间的耽误而影响自己学问没有大成，但得乎、失乎？在中国这片广大的土地上经受磨难，从而深刻思考、彻悟，对自己的文明有更深的自信，“力行而后知之真”，这不正是一种更大的学问吗？余先生生命中的最后一年，能完全听懂大家跟他说的话，却不能表达。这对于余先生这样一位特别爱表达的智者，想说而不能说，我不知道是怎样的感受，但我相信他是通脱的，因为他每每会报之以微笑。
涕泪悲泣而撰一联：“出入玄易，醉啸拍案，自然形放，人见其道侠风骨；浸润诗礼，敦笃精思，自律深藏，我识您儒者衷肠。”
谢茂松关注宗教和国家安全问题，前不久还参加了在内蒙召开的《藏传佛教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学术研讨会，之前还参加过有关《天主教中国化》的内部研讨活动。但感觉他对佛学的体会不够深入，所以，就“学统”和“政统”的随“时”而变（相对的，“道统”不变，一以贯之），我也谈我个人的认识：印度的佛教西来，完成了中国化，对“内圣”之学是一个新发展；近代的马克思主义学说西来，正在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对“外王”之学是一个新发展。当然，不完全是这样，“中国式现代化”超越了西方意识形态的对立，充分吸纳了西方现代科技和政治制度的文明成果。
谢教授还关心中美贸易战和“数字文明”，与时俱进。这给我们筹备道安艺术大学，带来了很多启发。在1990年代“知识经济”概念流行时，高科技行业有一个“产-学-研”三螺旋结构模式，在我们设置未来大学的内部组织时，可以借鉴。
比如研究层面，应分对“内圣之学”的研究和对“外王之学”的研究。前者落实在“经学中心”（其实，就经学而言，“内圣-外王”本不可分，它是一体两面。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历史政治学研究中心”就是由此脱颖而出的），经学中心下设“经学院”（以四书五经为主）和“瑜伽师地论研究所”（以大乘佛法唯识学为主）；后者落实在“文艺创作中心”、“数字媒体研究中心”、“青少年教育研究中心”等（用来指导在文艺、媒体和基础教育等领域的应用工作）。
比如产业层面，衔接以上中心，可逐步成立“电影公司”、“数字媒体公司”，并孵化和扶持各地大大小小的“未来学习中心”（未来学校）。
再回到教学层面（人才梯队的培养），可成立“书画学院”（含“辛庄学堂”等）、“乐教学院”、“体育学院”（内设武学院）、“电影学院”、“戏剧学院”、“教育学院”（含“蒲公英中小学师资养成中心”等）。
我们每年暑期的研习营，可配合未来大学的组织架构，开展相关共学和研讨活动，并广泛吸纳优秀人才，不断充实到我们的革命队伍当中。《中庸》曰：“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言前定，则不跲。事前定，则不困。行前定，则不疚。道前定，则不穷。”诚哉斯言！
（中霖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