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教的传统》——给孩子的教育者

作者 | 牟坚


“很多人一看到‘诗教’、‘教化’等字眼，就会有一种排斥之心，这是对传统文化的误解。这个误解源于过去长久以来我们对传统的一味批判……”

我们要认识诗教，那首先什么是诗呢？这是世界上最难回答的问题之一。我们古人把那样一种事物称作“诗”，《尚书·尧典》中最早提出“诗言志”，《诗大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 你看“诗”这个字就是“言”和“志（寺）”的组合，意思是说诗是言说出来的心声，诗首先是心，是心志、感情、思想，缘情而发，可合称为“情志”，然后用特定的文字、声音的形式表达出来。这个心不是随意涌动出来的思绪，而是与自身最诚挚的本心相契合的感情，是一种杜绝矫饰的真性情；这个形式也不是任意的形式，而是契合这最真挚的本心情感的最凝练与充沛、最生动与恰切的音韵和文字。所以真正的诗要求在诗的品格上，即思想感情上的真挚高尚，也在要求文的品格上，即写作技巧上的卓越精美。

所以我们要分清，那些分行押韵的文字，不俱备以上品质的就不能称其为“诗”，只是一些穿着诗歌外套的伪诗。要具备识别诗歌的慧眼，自己的心灵要有理解诗歌中的优美感情和高尚情操的能力，还要能通过欣赏、涵咏它的文字、音韵等去认识诗歌的心灵，然后彼此的心化合通融。虽然这是一个很高的能力，却是人人可以达到的，我们每个人的心性中都有善良的种子，这颗善良的种子具有生长、感通的潜能，可以发展成为理解与沟通的力量，伸展向任何的领域。但是，正像种子需要培育才能成长，这个潜能、这颗仁心也需要培育，才能发挥、生长出来。由于诗是最纯正、最真挚、最精美的、最具有感发性的艺术，尤其适合拿来培育心灵。诗为心声，又以其意境、情韵以及比兴的手法，最易于潜入人心，而使得心由感而动，而心之动，亦必然产生心性的变化，由生发与诗相应的喜怒哀乐之情，进而涵养中和之性情，这就是由衷的“潜移默化”，比外在的灌输、强制等都行之有效。由个人心地的净化、敦厚，进而发展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融洽，弥漫于家庭、社会以至国家、天下，诚如《诗大序》所言 “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莫近于诗”。

如此的教育才是“诗教”，并非仅仅以诗歌来作为教育的内容和手段就是“诗教”。诗教不是教育为先，以诗来配合，而是以诗为先，诗先进入人心，再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诗教和一般现行的语文教育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是一种知识的叠加积累，不是用知识武装人的头脑（语文教育应当包括诗教，但现行中小学的教育以知识考核的应试教育为主，触动心灵的德性教育是辅助的或者说是附加的、捎带的，需要另外增加德性教育或素质教育来弥补现行教育模式的不足），而是以心灵的感动为契机，让人心与诗心在无形中相契相合，起到感化融合的作用，最终在不知不觉之中与诗歌里的情感精神化而为一，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所以诗教不在于知识的丰富，而是在于心灵的感动、精神的启迪，不是使人聪明，而是使人智慧和高尚，它不仅是教育的手段，也注重教育的结果，是更根本、更完全的教育。这种教育就是“教化”，我们现代所用的广义的“教育”概念中，“教化”当包含于“教育”之中，但“教化”，有着单纯“教育”一词所不可及之处。

我国的诗歌传统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文字发明以前。天地自然之中的原始先民在劳动、祭祀等生活中，“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詠歌之，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诗大序》），就这样产生了诗歌，表现形式是“诗言其志，歌咏其声，舞动其容”（《礼记·乐记》）。这些歌谣韵语配合着歌唱和舞蹈，靠口传身教，被运用和传承下来，成为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并在传承和运用中逐渐确立了我们民族诗歌特有的感情意志、价值理想及其表达方式。文字的发明使得诗歌语言的方面得以记载，逐渐地，原本诗、歌、舞为一体的诗歌形式分化为以文字为载体的形式，虽然文字中仍大量地保留了音乐的节奏、韵律，而舞蹈的形式则无迹可寻了。

《诗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诗歌总集，是先民纯朴心灵之歌的记录，经孔子删定为三百零五篇，因此也被称作“诗三百”。在旷野沃土上繁衍生息的先民，以日月星辰、天地山川为神明，在变化有常的自然规律的昭示下，创造了象形文字、阴阳符号、节气历法、人伦礼节等，在循环无始的自然中给人类的生活定下了座标。他们用辛勤的劳动耕耘着大地，用淳朴厚实的心灵赞叹着对神明、自然、社稷和爱情的热爱，也抒发着对战乱、离别、相思、失恋的怨苦。这些诗歌，用孔子的话，“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是说诗歌中那些无论热爱还是怨恨的心都是真实、淳朴、厚道和雅正的，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的，即欢乐而不过分，悲伤而不丧失原本的温厚的心，即“发乎情”，而又能“止乎礼义”，明初宋濂曰：“止于礼义，则幽者能平而荒者知戒矣。”（《文宪集》卷六《霞川集序》），使得感情在礼义的尺度下不至于太过。读这些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兴”是读诗得到感发，与那淳朴的心灵相合而一同兴起良知良能，或如《诗大序》中“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所兴的是朝政与风俗，而个人的穷通出处与怀抱、性情也可以见出世道来，所以就可“观”；“观”是可以用来观察政治、风俗，了解民情、民风；“群”是可以激起相同的情感，产生凝聚、亲爱的感情；“怨”是抒发了不满和悲苦，使心情得以平复，怨而后能群。

这些诗经过长久的传唱、吟诵，不仅保留着创作之始的自然风貌，而且变成了经典。“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卫灵公》），在先秦所说的诗指《诗经》或其中的诗篇，它所承载的功能超出了一般的诗歌，不仅起一时的移情兴发作用，而且关系到个人的成长立身，“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礼记·经解》），诗的教化奠定了人心的淳厚，形成了社会的风气；诗也进入到社会的政治生活中，可以借用诗歌创作时的本事，即故事背景，来委婉地讽谏当时的政治；也可以替代径情直发成为外交上心照不宣的优雅辞令。《春秋》多有这方面的记载，《论语·子路篇》则记载：“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是说只是学诗而不用之于政治，则是不能发挥诗的大用。正是由于诗的巨大作用，孔子才进行删定，为后世立一个温柔敦厚的标准。可惜，由于大部分的诗歌的本事失传，使得《诗经》的传注中诗与政治事件中的联系在理解上变得显得牵强。宫廷贵族把《诗》做为教材，通过歌诗、诵诗、讲解诗歌本事与政治事件的关系等，来阐发哲理经义，来涵养“温柔敦厚”之性情，这是最早的诗教，以《诗经》为教育的素材，“温柔敦厚”是诗教的内容，也是诗教的目的。

诗为心声，也是社会人心的声音，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特点，“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诗大序》）接续《诗经》的楚辞，产生于战国末年的楚国，面临一个天下的破碎，怀着对故国的伤痛，在黑暗的现实与飘渺的神仙世界之间上下求索，苦苦追问，在时空的流变中，虽有对崇高志行九死不悔的坚守，却是充满着对未来不可知的惶恐和无助的悲愤。

汉朝是一个一统天下的恢弘局面，中国文化作为实体基本在此时定形。在诗歌上，一方面是与这鼎盛的帝国相匹配的汉赋，铺陈着繁华的京华苑猎、威严的礼制仪仗，焕发着士人风发的意气和不遇的伤怀与自处，另一方面是民间反映朴实民风和人民疾苦的的乐府诗，秉承着《诗经》“风”的传统，表现出一种经历过一切世事沧桑的沉郁悲切。

六朝又是一个动荡不安的纷乱时期，政局变换，战争频仍，生命渺忽，世事无常，人们对黯淡哀苦的人生发出更加沉痛的悲叹，或是将少年的豪情转化为平淡而随顺自然，不再抗争。

唐朝，又是一个生机勃发的伟大的时代，又经过一次大的民族的融合，增添了民族生命的强健旺盛、浪漫奔放与气度的恢弘，政治上更加开明畅通，从坚定笃实中孕育出来雍容华贵，又在繁华鼎盛中阻挡不住凋败的颓势。这是一个孕育诗歌的时代，各种诗歌体裁在此时成熟，各种风格汇聚于此，神采飞扬、沉郁顿挫、恬淡自然、慷慨悲凉、平易朴实、奇崛险峻，都达到了艺术的巅峰。

宋朝虽然国力不竞，饱受外患的威胁，但是人民生活相对安定，随着活字印刷术发明等生产力的提高，教育逐渐普及，无论士大夫还是平民生活上开始追求艺术和享乐，充满闲情逸致，“词”这种“倚声填词”的诗歌形式开始流行，形成婉约与豪放两派，承继着唐诗风格的宋诗，格调渐入平易庄重和理性严谨。

元代是外族统治的特殊时代，散曲担承着诗词的余绪，在舞台上扮演着世事的变迁、人生的百态，抒发着遗民的感世情怀。明代诗歌有三次复古运动，主张“诗必盛唐”（《明史·李梦阳传》）以上，有唐宋派，也有提倡个人灵性的抒发。清代诗歌的特点是集大成，“开出了超明越元，抗衡唐、宋的新局面”（钱仲联《清诗三百首·前言》）。

各个时代的诗歌，“衰中有盛，盛中有衰，各含机藏隙”（王世贞《艺苑巵言》），虽异彩纷呈，但都是秉承着诗骚的传统发展庚续，其中《诗经》的传统是主调、基调。诗歌在历朝历代，都感物伤时、悲天悯人，书写着自然的阴晴圆缺、人世的悲欢离合，让人在黑暗中看到希望，在混乱中坚持理想；同时，它也是通过写诗、吟诗，来抒发极度的悲苦、激愤，使内心得到纾解、平和，抚慰着绝望的心灵，这行为本身就是在养育内心的温厚。诗歌还温养一种闲暇之心，使得士人日后的政治行为不操急、不激进，“优游不迫”（严羽《沧浪诗话·诗辩》），看似无用的作诗，却是成为科举取士的方式。

诗教随着文字出现、印刷术发明、出版普及的发展在时代的变迁中广泛传播，深刻地影响着社会和人心。学者和诗人闻一多说：“诗似乎也没有在第二个国度里，像它在这里发挥过这样大的社会功能。”这个“社会功能”，就是诗教的“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作用，可以说，诗歌记录和支撑了我们整个传统时代的文化。

当然，随着历代诗歌的发展，诗教的素材范围也不断扩大，但其“温柔敦厚”的诗教内容当为不变。那么，在现当代社会中，诗教还有那么重要吗？——应该说，它的重要性是不变的。但是我们的诗歌发生了剧变，除了语言与形式之外，最重要的是诗歌的情感风格的变化，疯狂、萎靡、绝望、晦涩、乖戾、冷漠等大量负面情感进入诗歌，不能再冠以“温柔敦厚”之词，现代诗歌也越来越不被人喜爱，越来越边缘化。这不仅仅是诗人、诗歌本身的问题，而是社会与文化的问题，因为诗是人心，诗风的改变是世道人心变化的反映。这是我们不容乐观的现实，有些家长为了让孩子将来适应社会的复杂性，就把一些丑恶的事实拿来教给孩子来认识，认为那些是真实存在的应该让他知道，但是这样实际上是混淆了孩子心中本有的真正美好的东西。古希腊悲剧诗人埃斯库罗斯说：“我的老天啊！那当然是真实的，可是诗人总是应该把这一类的丑事遮起来，而非引出来教人。对于那些个孩子们应该由老师来教，而成年人则应该由诗人来教。”我们总是要为我们以及年轻一代营造一个好的社会环境。社会的改变，在于人心的改变，而人心变好的最佳方法仍然是诗教，关键是我们用什么样的诗去教，这关系着我们教育的目的，而这又关系到我们对人和社会的理解。这是我们不得不有的“目的为先”，这个目的的存在是先在于一切人类的文化活动的，关系到对人的理解与对人类社会的追求问题。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建立在积累总结前人经验，浓缩其精要，使用教育的手段实施在年轻的一辈身上，使他们在最短的时间里学会人类演化走过漫长的历史所留下来的文化的精华以及经验、教训，这些是人类探索新的里程所要依靠的宝贵的源头，也是个体人生路上的重要根基和精神的家园。因为毕竟是教，教则一定要有一个方向、有一个理念在，所以要有选择。因此，在今天诗教不仅重要，而且古诗是最好的资源。

古典教育要求我们瞩目古代的伟大灵魂。而即使是古诗，也一眼可以看出人心的厚薄，虽然各朝各代的诗歌都真实地反映了不同时代人生的心灵，但就成为以养育心灵为目的诗教的内容而言，是需要精心捡择的。《诗经》与汉、唐、宋诗相对而言比较适合作为诗教教材，《诗经》当为首选，但文字较为古奥，对于儿童诗教来说，并非一开始就适宜，而唐诗的天真、浪漫的气质尤适宜儿童。

我国自古以来就对儿童教育非常重视，距今四千多年前的三代时就有小学教育了。中国的儿童教育非常注重儿童的特点，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教学方式，“诱之歌诗以发其志意，导之习礼以肃其威仪。讽之读书，以开其知觉”。（王阳明《王文成公全书》卷二，《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在儿童对声音韵律特别敏感、记忆力最佳的阶段，教之以歌诗，督之以背诵，古诗、《三字经》、《小儿韵语》等自不必说，在成人看来是艰深难懂的《四书》，在儿童背诵起来也不过是声音、韵语，不求其甚解，背诵起来虽不能说是兴味盎然，但也不见得有多么大的负担。据历代的有关书塾教学法、课业要求等记载表明，儿童的学习任务为背诵、回讲和习字、作对子、做作文等，其中又以背诵为主，背诵重复性强，且是循序渐进的，一般儿童都能达到。以背《四书》为例，十七字一行，最慢的孩子也能一日背三行，快的孩子则在十行以上，而且实际的教学进度大多因人而异。这背得的四部书，是中国文化的精要，是做人立身时时用到的，作为学问，是一辈子都要精研的，而一生所读之书以此为核心而扩展，这在较长时段的学习计划上，是一个较好的安排。人的理解力是随着年龄逐渐增强的，而对音律的敏感、爱好以及记忆的能力的增长在童年某一阶段达到一定高峰之后则逐年渐弱，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出，古代的教育方式是多么地合理，在最适合背诵的时候背诵，在智识渐长的过程中学习义理，整个学习的过程中又教之以礼仪，让礼仪成为习惯，让渗透义理的礼仪贯彻到生活的一举一动之中，习与性成。这也正应对儿童好动活泼的特点，不但使其仪表端正，高声诵读、周旋揖让、拜起屈伸等动作也会起到动荡其血脉、固束其筋骨的作用。

诗教对于儿童，更是不可替代的最适宜的教育方式。

初生婴儿的心智，并非白板一块，并非被动地画上什么就是什么。它更是一个俱全而浑沦的能动的心灵，有其特有的思维和感情，有其天然的喜恶、判断和选择的意向。这也可以说是人的本能，是孟子所说的“仁义礼智”的四端，也是《中庸》中的“诚”，心中的“诚”与“天理”相映。婴儿正是靠着这个本能，这个“诚”，来认识这个世界。但是，我们又不得不承认，婴儿那神秘的本能，只是一个端倪，一个潜在的能力，要进入一个新的实在的现实世界中施展，它完全不能胜任。婴儿心灵的成长，就像是细胞分裂，是以丧失它的浑朴为代价的，朴散之后，便可以使用一个新的量的指标去测量心智的发展。它呈现一定的规律，从小到大，从少到多，从简单到丰富，先有感知，才有认知，感情的发展早于理性等等。儿童期，正是感知能力相对较强，表现为对事物充满好奇，而理性相对不太发达。诗歌正是以感发的力量启迪人心，正与儿童的接受能力相当。

但是，心灵的成长也不是只有由量变到质变的一种发展模式，儿童对于诗所表达的情感可以透过原有的还未消散殆尽的神秘力量捕捉到，与他心灵中原有但是混屯一片的相应部分相映和，诗歌正可以把心灵中这潜隐的部分凸显出来，发展成为新的标准之下的能力。这不是白板上画新线条，更类似碑拓，不是外在的东西植入内部，而是以外部的东西诱发内在原有的，使之明确、显现出来。加之儿童对音韵的敏感、爱好和记忆力强的特点，也正配合儿童更好地学习诗歌。

此外，诗教对于儿童，不但生发其意志，也可以把他们跳号呼啸的过剩精力疏导于有益身心的歌咏吟唱之中，并借诗歌抒发忧郁、沮滞之情。

诗教于儿童，何其适宜也哉！

虽然诗教适于儿童，还要看如何正确实施和引导，否则也会事倍功半或出现事与愿违的效果。

读书不资为文辞，学诗也是一样。宋代曾经有人批评少儿学习诗词，使得他们“竞为浮华之文”、 “纤怪靡弱之词”， “徒辞章口耳之事”，是“以之学小而遗大”。一方面的意思是说，只学如何作诗，不学四书五经，学到的是一些诗词歌赋的小的本领，而失掉了将来可以实际经纶伟业的更博大和更精微的学问；另一方面的意思也指，读诗只重视言辞，而忽视了言辞背后的精义，虽然可以出口成章、口若悬河，但并没有养成心灵。对于我们今天给孩子们的诗教，这两点都值得借鉴。

虽说诗歌的学习属于词章之学，但是，套用中国的学问义理之学、词章之学和考据之学三分的说法，在诗歌学习的过程中，这三方面都是缺一不可的。比如读李白的《静夜思》，体会、理解诗中的对家乡亲人的思念之情，属于义理之学，而不是仅仅知道它是表达思乡之情的；分析如何从月光到地上霜到明月到思乡来表达思想感情的写作脉络，或其它遣词用字、格律音韵等修辞特点的属于词章之学；辨别其中字、词、典故的出处、意义等，就属于考据之学，比如“床前明月光”的“床”字，一般指卧榻，但也有人考证为井栏之意，自己在阅读时也需要根据诗意、词源等进行一番取舍。

对于儿童的诗教，重点应当放在义理方面的理解体会上，词章之学是其辅助，写作方法的解析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作者的用心，在考据之学方面应当只接受最好的研究成果。学校语文教材中的诗歌学习是义理、词章并举，但是义理阐发得不够，而且变成了学生死记硬背的刻板的“中心思想”，似乎重点落在学习和把握其写作的技巧方法上，是语言文字能力的学习，而不是通过语言文字学习诗中义理、学习本国文化的学习；课堂上虽有较好的讲解，也因为是应试的教育，学生自动地只对于可以成为考试形式的部分花时间，而对不能进行考核的心灵熏陶方面，即使有兴趣，也是顾不过来的。这也就是为什么需要有课外的诗歌读本的编写，希望为有需求的学生和家长老师们所接受。 “腹有诗书气自华”，这才是诗教应有的效果，应该说是诗的思想感情的义理方面影响人心而起的变化气质的作用，而不是引章据典、滔滔不绝地表现记诵之功、雄辩之才，这是狭义的词章之学，是一种相对较浅薄的夸夸其谈，是知识的增加，却不一定能有心灵的升华，虽然记忆、背诵也是非常必要的。

朗读基础上的背诵对于儿童学诗是非常必要的。不是因为儿童擅长背诵，而是因为他不擅长理解。诗，是无法就低的，没有一定的人生阅历是不能体会某些诗的，不恰当的通俗化和简单化的解读，实际上是对诗歌的亵渎，给人以先入为主的错觉，或贻人以不过尔尔的口实，本想让他从浅易入手，但多数的结果却只是令人浅尝辄止，更堵住了以后深入理解的路径。所以不能完全地理解，就需要他来背诵，这诗背在心里，要用一生去理解体会，让它时刻能够与生活发生连接，在他可以理解的年龄，用他自己的人生的契机，去触动埋藏在心中的诗句，让诗的能量焕发出来，以获得滋养和力量，领悟更深层的意境。背诵时，最好大声地反复地用自然声调朗诵，这不仅能领略声调的气势，有助于理解诗意，而且，成为记忆的不仅是这诗句，也要让这在空气中振颤的音色、光线、气味和你的气韵、心情与想像一同成为记忆，成为你一生的幸福的资源。

但是背诵也还是要有相当的理解做基础，诗的解读不仅是背诵的基础，而且直接关乎义理的吸收，这是儿童诗教最艰难之处。孩子本身的理解程度不一，众口难调，而且笔者于坊间未见有适当的通俗化和简单化的解读，自己也没有把握给予，就决定不必过分在这方面下拙力，而是就诗而解诗，当然首先还是力求好懂，如果孩子理解不了，孩子的父母和教育者一定会理解，然后再去有针对地传输给自己的孩子。这样，既不遗失诗歌的意味，又可以创造一个亲子共读的环境，让这个氛围也成为孩子和父母共有的温馨记忆。

读诗要知言外之意，孩子一时不易懂得，也要让他知道，那些表面的思想感情的背后蕴藏着深厚的、精微的、普遍的意蕴，需要留待以后学习和体会，或者，最好和孩子的《论语》等四书的学习联系在一起。学诗并非一定要配合读经，但是，这有助于孩子提前理解诗中的义理，还可以配合童子之礼的生活养成，使得孩子得到诗礼经义的全面的熏陶，共同发挥达至温柔敦厚的教育目标。无论读经还是学诗，都不能仅仅让孩子背诵而不讲解，讲解了，他才知道意思，才有可能与自己的生命、与日常的生活发生联系，在联系中保持记忆不褪。否则所背诵的诗也好、经也好，只是口耳之谈，不过于心，七岁会背，九岁忘光，让某些家长觉得让孩子背诗是白费力气，这实在是我们教予的方法不对。

让孩子背诗如果方法不当，不仅徒劳而且可能有害。背诵中还要注意的一点是，不要把孩子会背诗当作他聪明的标志，更不必让他人前表演背诗，或与其他孩子比较，因为这会让孩子在无形之中把会背多少诗当作资本，增长他的傲慢，与诗教的培养温润之心的目的背道而驰。在这里，介绍国学大师钱穆先生儿时的一则故事。钱穆小时候记忆力很强，读很多书都是过目不忘。九岁的一天，他父亲让他背诵《三国演义》中诸葛亮舌战群儒的一段，小钱穆不仅不慌不忙一字不差地背了下来，而且模拟了众多人物的神情，有声有色地加以演绎了一番，得到了大家的夸奖，可是他的父亲沉默不语。第二天，父亲带小钱穆外出，过桥时他问：“你认识‘桥’字吗？”小钱穆说：“认识啊。”“木字旁换了马字旁，是什么字？”“是 ‘骄’字。”“你知道‘骄’字的意思吗？”“知道。”“你昨天晚上的讲话，正像那字，你知道吗？” 钱穆后来回忆说：“先父对我此番教训，直至如今，已经过了六十年，快近七十年，而当时情景，牢记在我心头，常忆不忘，恍如目前。”钱穆父亲对他戒慎骄傲的教导及其委婉地启发他自己去体会的方式，都大值得我们今天的家长学习。

选诗是解诗之前的更首要的工作。中国的古诗是老少咸宜的，没有特别的“儿童诗”的名目，但是还是要尽量照顾到儿童的特点，选取欢乐有趣、积极向上、端正仁厚、通俗易懂的诗。选取歌咏四季物华的诗歌，让儿童本来就热爱自然的心灵与自然的美妙相契合，其中又以朝气蓬勃的春天为主导基调，以四时为序，分划在“天道”标题之下；选取歌颂亲情友情的诗歌，使得儿童本来就对人格外依恋的情爱更加温厚；选取慷慨激昂、沉郁顿挫的千古绝唱，让儿童本来就纯净的心地受到感染更加凸显崇高的情操，分划在 “人心”标题之下；选取古代儿童自己写的诗，言童心之志，让今天的儿童得到同龄人的鼓舞和激励，从小立志、从小刻苦，分划在 “童心”标题之下；选取古代儿童生活的诗，缘童稚之情，也是让今天的儿童从他们熟知的生活与情趣入手，易于把握诗中的风味，它像一把认知的钥匙，在儿童的脑海里打开呈现传统时代的生活的画卷，从而找到从生活体验中理解诗歌的方法，分划在 “童趣”标题之下。

这四个方面的内容是互有交错的，“天道”与“人心”互为表里，“童心”与“童趣”相得益彰，“天道”与“人心”反映在“童心”与“童趣”中，为他们成长的人生铺垫着底色。选这些诗歌，并配合着解读，都是为了能激发人进一步体察天道人生，涵养民胞物与的仁心，达致人与自己、人与他人、人与自然的和谐。

这是一本读古诗的入门书，不光是教你读这有限的几十首诗，而是教给你可以受用一生的读诗方法，以后可以在浩瀚的古诗的海洋中，不断地扩充，更深地领悟。这些诗不仅仅适合小学生读，也适合小学生以上的所有年龄的人阅读，是一本一家人共读的书，一本可以读一生的书，是温润人一生的营养。

希望，通过对儿童施以诗教，也同时是对教育者的教育，社会可以由此为一契机，走上良性循环的良善自新之路。

作者简介 PROFILE

牟坚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香港科技大学哲学人文博士，原为中央电视台青少中心编导。曾参与设计中宣部全国范围的从幼儿园到大学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教材编写纲要等。致力于把中国哲学思想、传统教育方法与当代结合转化，真实地作用于当代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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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配图来自
动画短片《元日》（2015）以及《游子吟》（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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