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安随笔2024年2月5日星期一之2
昨日整理完《天人一贯，王道通达——“圣人王通论”》一文后，没急着往外发，先自己沉淀沉淀。我们不是在做关于历史人物王通的学术论文，而是藉由这位先圣，回答当今时代的最大课题，即如何“明王道，兴王教”。
第一次对“王通”有印象，是读王阳明《传习录》。《传习录》主要有两处论及王通（文中子）。一处在《徐爱录》，其原文如下：
爱问文中子、韩退之。先生曰：“退之文人之雄耳，文中子儒也。后人徒以文词之故，推尊退之。其实退之去文中子远甚”。【徐爱问：“如何评价文中子王通与韩退之韩愈？”阳明答：“韩愈是文人中的雄杰，而文中子则是一代大儒。后人仅仅是因为韩愈的文章词彩，推崇韩愈。其实，韩愈与王通相比，相差很远。”】
爱问何以有拟经之失？先生曰：“拟经恐未可尽非。且说后世儒者著述之意与拟经如何”？【徐爱问：“那么王通为什么有作拟经的过失呢？”阳明答：“王通拟经恐怕也不能完全否定其价值。那你说说后世儒生著书立说的目的，与拟经有何不同呢？”】
爱曰：“世儒著述，近名之意不无。然期以明道。拟经纯若为名”。先生曰：“著述以明道，亦何所效法”？曰：“孔子删述六经，以明道也”。先生曰：“然则拟经独非效法孔子乎”？爱曰：“著述即于道有所发明。拟经似徒拟其迹。恐于道无补”。【徐爱回道：“后世儒者著书立说，未尝没有求名的意思，但是主要还是希望通过著述来显明圣王之道。而王通拟经似乎纯粹就是为了求名。”王阳明反问：“著书立说，用以明道，又是在效法谁呢？”徐爱答：“是效法孔子，孔子删订六经，就是用来明王道的。”王阳明道：“那么王通拟经，难道不是在效法孔子么？”徐爱答：“著书立说，是对于王道有所发明的。而拟经似乎只是模仿六经的形式，恐怕对于明王道没有什么帮助。”】
先生曰：“子以明道者使其反朴还淳，而见诸行事之实乎？抑将美其言辞，而徒以譊譊于世也？天下之大乱，由虚文胜而实行衰也。使道明于天下，则六经不必述。删述六经，孔子不得已也。自伏羲画卦，至于文王周公。其间言易，如《连山》、《归藏》之属。纷纷籍籍，不知其几。易道大乱。孔子以天下好文之风日盛，知其说之将无纪极，于是取文王、周公之说而赞之。以为惟此为得其宗。于是纷纷之说尽废。而天下之言《易》者始一，《书》、《诗》、《礼》、《乐》、《春秋》皆然。《书》自典谟以后，《诗》自二南以降，如九丘八索，一切淫哇逸荡之词，盖不知其几千百篇。礼乐之名物度数，至是亦不可胜穷。孔子皆删削而述正之，然后其说始废。如《书》、《诗》、《礼》、《乐》中，孔子何尝加一语？今之礼记诸说，皆后儒附会而成。已非孔子之旧。至于《春秋》，虽称孔子作之，其实皆鲁史旧文。所谓笔者，笔其旧。所谓削者，削其繁。是有减无增。孔子述六经，惧繁文之乱天下。惟简之而不得。使天下务去其文，以求其实。非以文教之也。春秋以后，繁文益盛，天下益乱。始皇焚书得罪，是出于私意。又不合焚六经。若当时志在明道，其诸反经叛理之说，悉取而焚之，亦正暗合删述之意。自秦汉以降，文又日盛。若欲尽去之，断不能去。只宜取法孔子。录其近是者而表章之。则其诸怞悖之说，亦宜渐渐自废。不知文中子当时拟经之意如何。某切深有取于其事。以为圣人复起，不能易也。天下所以不治，只因文盛实衰。入出己见。新奇相高，以眩俗取誉。徒以乱天下之聪明，涂天下之耳目。使天下靡然争务修饰文词，以求知于世。而不复知有敦本尚实，反朴还淳之行。是皆著述者有以启之。”
【阳明的这段长篇大论的主要意思是：明王道，是化繁为简、返朴归真，使圣王之道落实在日常生活中呢？还是只想着彰显个人的文才，高谈阔论呢？天下之所以纷乱，就是因为人们重虚文而轻实行。假如圣王之道大明于天下，也就用不着孔子删述六经了。孔子删述六经乃是不得已而为之。对于《书》《诗》《礼》《乐》诸经，孔子去伪存真，削繁就简，何曾增添过一句话？而现存的关于《礼记》等著述，大多是后世儒生附会而成，不再是孔子的原意了。当年秦始皇焚书坑儒，是有其私心的，更不该焚毁六经。假如秦始皇当时的出发点是为了阐明王道，把那些离经叛道的书全部拿来烧掉，那就跟孔子的想法暗合了。在秦汉二朝以后，著述之风又愈刮愈烈，要想彻底废止已根本不可能了。只适合效仿孔子的做法，对那些和经书道理接近的加以表彰，那些荒诞无稽之论，也就慢慢消失了。我不明白文中子当时拟经是何意图，但我对他的做法深为赞成。我认为，即使圣人复出，也是不会否认这种观点的。天下之所以混乱不堪，就是因为虚文胜而实干衰。文人们争奇斗异，喧嚣于世，以博取好名声，这样只会混淆人们的视听，蒙弊世人的耳目，而不知还有求真务实、返朴归真的道路可以走。这些都是著书立说导致的弊端啊。】
由此可见，阳明是极赞成王通的，而没有流入俗见。
另一处阳明关于王通的评价，在《陆澄录》，其原文有：
问“文中子是如何人？”先生曰：“文中子庶几具体而微，惜其早死！”【陆澄问：“应该怎么评价文中子？”阳明答：“文中子几乎能做到具体而微，只是死得太早了。”】
问：“如何却有《续经》之非？”曰：“《续经》亦未可尽非。”【陆澄又问：“怎么会有人否定文中子在《续经》中阐述的思想？”阳明说道：“《续经》中的思想不能全部否定。”】
请问。良久，曰：“更觉良工心独苦。”【陆澄再次请教。过了许久，阳明才回道：“由此更加能体会到，能独立不依，用心如此细微，不易啊。”】
从《王通论》《王通评传》二书中，选取若干主题，来看看当年王通之卓立不群：
一、王通明“天人之事”，反对谶纬之学、信奉灾异迷信等一切小术。
王通对信奉灾异迷信的人给予无情的斥责。他说：
京房、郭璞，古之乱常人也。（《礼乐第六》）
王通还谴责了北魏时期精于阴阳术数的崔浩：
杜淹问：“崔浩何人也？”子曰：“迫人也。执小道，乱大经。”（《周公第四》）
同时，王通与孔子一样，反对对鬼神的谄媚和讨好：
陈叔达问事鬼神之道。子曰：“敬而远之。”（《天地第二》）
子读《无鬼论》，曰：“未知人，焉知鬼！”（《王道第一》）
二、王通不以儒家为本位，排斥佛家和道家，而主张“三教可一”。放在今日，即主张“多元而一体”，明王道，兴王教于天下。
王通充分认识到佛教、道教的弊端，但并不赞同废除佛、道二教：
曰：“废之（佛道二教）何如？”子曰：“非尔所及也。真君、建德之事，适足推波助澜，纵风止燎尔。”（《问易第五》）
既然不能也不应将佛、道二教毁灭，那么应该怎么办呢？王通提出了“共言九流”，即融合佛道于王者之教。他说：
史谈（司马谈）善述九流，知其不可废而知其各有弊也，安得长者之言哉？通其变，天下无弊法；执其方，天下无善教。故曰：存乎其人。安得圆机之士，与之共言九流哉！安得皇极之主，与之共叙九畴哉！(《周公第四》)
王通希望出现“圆机之士”、“皇极之主”，以“共言九流”、“共叙九畴”，使各家互相通融、互相吸收，取长补短。如果互相通融、吸收以“通其变”，就可以达到“天下无弊法”。反之，如果像以前儒家那样，对佛道二教完全取排斥态度，那就不会有“善教”。因为儒、释、道三家都是“不可废”而又“各有弊”的。王通在这里，虽然没有明确说出“互相吸收”这样的语言，但是，细玩王通之言意，由于“各有弊”而需要互相通融、互相吸收的思想还是比较明确的。“共言九流”，“共叙九畴”首先当然是三教共融。这个思想在佛教的中国化过程中已成为事实了，而在儒家，却是第一次提出来。在此基础上，王通提出了“三教可一”。
三、王通认为要明王道，不能只讲道德，只讲仁义，而必须兴礼乐。
首先，王通指出了魏晋南北朝以来礼乐衰败的问题，对照今日中国之现状，真有振聋发聩、心心相印之感！他说：
冠礼废，天下无成人矣。昏礼废，天下无家道矣。丧礼废，天下遗其亲矣。祭礼废，天下忘其祖矣。呜呼！吾未如之何也已矣。(《礼乐第六》)
宗祖废而氏姓离矣，朋友废而名字乱矣。(《述史第七》)
在王通看来，冠礼、婚礼、丧礼、祭礼都早已废弛，严重地影响了道、德、仁等的实行，因此，他在决心恢复王道政治的同时，也下决心为恢复礼乐而努力。他说：
吾于礼乐，正失而已。(《礼乐第六》)
王通认为，古代圣王的礼乐文明非常完备，不需要再去创建新的礼乐理论，只需要恢复、匡正礼乐生活就行了。为此，他努力进行匡正礼乐的工作。他的《续六经》，有《礼论》十卷二十五篇，《乐论》十卷二十篇。王勃说他“正礼乐以旌后王之失”(《续书序》)，说明他对于礼乐，只是“正失而已”，并不想标新立异。礼乐，曾是王通教授门人的一个重要内容。《中说》载：
子述婚礼。贾琼曰：“今皆亡，又焉用续？”曰：“琼，尔无轻礼，无谄俗，姑存之可也。”(《魏相第八》)
凌敬问礼乐之本，子曰：“贤哉！儒也，以礼乐为问。”(《周公第四》)
王通对礼与道、德、仁的关系曾作过这样一些论述，认为道就在礼乐中，道、德、仁必须依靠礼乐才能行于上下。《中说》载：
（杜淹）又问道之旨。子曰：“非礼勿动，非礼勿视，非礼勿听。”淹曰：“此仁者之目也。”子曰：“道在其中矣。”(《关朗第十》)
或曰：“君子仁而已矣，何用礼为？”子曰：“不可行也。”(《礼乐第六》)
王通在这里讲得很明白，君子有了仁还很不够，如果没有礼乐教化，仁是无法落实在日常生活中的。因此，道、德、仁都要体现在具体的礼乐生活中。《中说》又载：
张玄素问礼。子曰：“直尔心，俨尔形，动思恭，静思正。”问道。子曰：“礼得而道存矣。”玄素出，子曰：“有心乎礼也。夫礼，有窃之而成名者，况躬亲哉！”(《魏相第八》)
“礼得而道存”，进一步说明了礼乐与道、德、仁的关系。一千年四百多前文中子的“辨惑”，对今天我们“道安礼乐大学”/“道安易俗社”的行动，难道不是极大的鼓舞么？
最后，整理【王通年表】如下：
公元580年（北周静帝大象二年），文中子生于隋河东郡龙门县万春乡（今山西省运城市万荣县通化镇）。【据《文中子世家》和王绩《王无功集》】
公元589年（开皇九年），文中子10岁，“有忧色”。【出处：开皇九年，江东平。铜川府君叹曰：“王道无叙，天下何为而一乎？”文中子侍侧，十岁矣，有忧色，曰：“通闻古之为邦，有长久之策，故夏殷以下数百年，四海常一统也。后之为邦，行苟且之政，故魏晋以下数百年，九州无定主也。上失其道，民散久矣。一彼一此，何常之有？夫子之叹，盖忧皇纲不振，生人劳于聚敛，而天下将乱乎？”(《中说附录文中子世家》)】
公元594年（开皇十四年），文中子15岁,“于是有四方之志。盖受《书》于东海李育，学《诗）于会稽夏碘，问《礼》于河东关子明，正《乐》于北平霍汲，考《易》于族父仲华，不解衣者六岁，其精志如此。”【《中说附录文中中子世家》】
公元600年（隋开皇二十年），文中子21岁，六年的“四方问学”历程结束，回到了家乡。
公元601年（隋文帝仁寿元年）冬，文中子22岁，“举本州秀才”，被本州刺史举荐至朝廷，参加秀才考试。【薛收：《文中子碣铭》】
公元602年（仁寿二年）春，文中子23岁，“射策高第”【薛收：《文中子碣铭》】，被授予蜀州司户参军、蜀王侍读。王通前往赴任。该年七月，蜀王杨秀被调回京师【《隋书》卷四十五《文四子传》、《资治通鉴》卷一七九】，王通卸任回到家乡。
公元603年（仁寿三年）春，文中子24岁，得知蜀王被废的消息后，毅然启程去长安，通过同乡及在朝廷掌握枢要的内史侍郎薛道衡的关系，见到隋文帝，上《太平十二策》，但因杨素等人控制了朝政，奏策未被见用。王通知朝政已乱，作《东征之歌》回到家乡。文帝听说后，征王通回京，但他未去，从此不再出仕。【《中说附录文中中子世家》】
公元605年（隋炀帝大业元年），文中子26岁，“一征又不至”，说：“道之不行，欲安之乎？退志其道而已。”“乃续《诗》《书》，正《礼》《乐》，修《元经》，赞《易》道，九年而《六经》大就。”【《中说附录文中中子世家》】
公元613年（大业九年），文中子34岁，《续六经》完成，开始聚徒讲学，“门人自远而至”,“往来受业者，不可胜数”。【《中说附录文中中子世家》】
公元614年（大业十年），文中子35岁，“尚书召署蜀郡司户，不就”。【《中说附录文中中子世家》】
公元615年（大业十一年），文中子36岁，朝廷“以著作郎、国子博士征，并不至”。【《中说附录文中中子世家》】自大业元年后，“两加太学博士，一加著作郎，夫子绝宦久矣，竟不起矣”。加上仁寿三年被隋文帝征召的那一次，共四次，“尚书四召而不起”。【薛收：《文中子碣铭》】
公元617年（大业十三年），文中子38岁，“五月甲子（五月十五日），遘疾终于万春乡甘泽里第。”该年“八月，迁窀穸于汾水之北原”，“门人考行，谥曰文中子，礼也。”【薛收：《文中子碣铭》】
（中霖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