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日志 2024年9月21日 星期六
文字及整理 | 中霖
这一周，钟鹰扬老师在西昆上课，很开心！他很喜欢这里的环境和这里的白茶。雅梅老师正好有空，也来参加钟老师的课，并且抽空写生、画画，赞叹道：“感恩可以见到这样美的学校！随处都可入画，太喜欢这里了。听雨画画的感觉很好。这里夜不闭户，山林溪流，寺庙素食，就是天人生活！”
晚上两位老师还分别有网课，等他们下课后，去找他们喝茶，大家聊起对香港的感受。雅梅老师说，前不久还去了香港，印象很不好，服务态度很差，是针对内地人吧？
钟老师说，我回到香港也有这个感觉，的士司机很不耐烦。有的地方我不熟悉，他就不愿载，骂骂咧咧的。而且吃的也不像以前那么味道好了，不如上海。可以说，上海各方面已经超过香港了——
于是我问道：那2026年，我们还去香港吗？
慧安老师是梅州人，有不少亲戚在香港，她也分享了在香港生活的一些情况，寸土寸金，居住空间很狭窄，在这样的环境里过日子，大概不容易有好心情。
不禁想起曾经的一首流行歌，艾敬的《我的1997》：
……我从北京唱到了上海滩/ 也从上海唱到曾经向往的南方/ 我留在广州的日子比较长/
因为我的那个他在香港/ (什么时候有了香港 香港人又是怎么样)/ 他可以来沈阳 我不能去香港/
(香港 香港 那个香港)/ (小候说应该出去闯一闯)/ (香港 香港 怎样那么香)/ (听说那是老崔的重要市场)/
让我去花花世界吧 给我盖上大红章/ 1997快些到吧 八百伴究竟是什么样/
1997快些到吧 我就可以去HONG KONG/ 1997快些到吧 让我站在红勘体育馆/
1997快些到吧 和他去看午夜场/ 1997快点儿到吧 八百伴衣服究竟怎么样/
1997快些到吧 我就可以去香港/ 1997快些到吧 让我站在红勘体育馆/ 1997快些到吧 和他去看午夜场
从以上歌词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内地人曾经对香港的向往，以及香港的“特殊”——“他可以来沈阳，我不能去香港”。香港的历史，以及从香港回归之前，到如今，内地人对香港的印象变化，同时香港人对内地的感受前后的变化，正是百年大变局的见证。一个更自信的中国，和一个曾经优越感极强如今有些失落的香港，个中滋味，值得我们细细琢磨。
关于香港人的复杂心态，以及香港政治之所以走入当前困局，有一本书特别值得推荐，即《香港的治与乱：2047的政治想象》【人民出版社2016年6月第一版。作者：阎小骏，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北京大学法学学士、硕士。现任香港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副教授，主要从事当代中国政治及比较政治制度研究。兼任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中央政策组特邀顾问】。
下面选摘该书的部分段落，从中我们会了解到香港问题的复杂性：
■ 01
无论循正常还是非正常的途径来港，无论是因为躲避国共内战还是逃避“文化大革命”，无论是由于个人的政治抑或经济动因，这些在不同时期从中国内地来到香江谋生的南下移民，都或多或少地有着逃难者的形象和心态。而香港当代社会，从源头讲，除原居民外，就是由这样不同的逃难者组成的环环相扣的社区所构建的。这种集体的难民心态首先是基于对中国内地的恐惧心理，希望与中国内地保持安全距离，并永远保持香港作为政治经济避风港的地位。由于逃难者生活的不安定和艰辛，也使他们之间的组织网络更加依靠熟人之间的信任，而排斥陌生人（特别是新到的陌生人）的加入。内部团结而对外排斥，几乎是任何形态的避难者社区所拥有的集体心理，香港自不能外。同时，由于这种特殊历史背景，也使得香港社会的集体心理，在传统上比较乐于见到内地不好的、落后的一面，而有意忽略内地的发展和变化，以利于自身心理上的安慰和修复。但这种集体心理传承到年轻一代，便造就了香港社会对中国母体，实际上总是或明或暗持一定的恐惧和厌恶心理；经过家庭和同侪教育代代相传，最终在二十一世纪形成香港社会与中国内地建立良性关系的重要障碍。
其次，二十世纪特殊的历史进程也造就了深藏在香港社会集体记忆之中的受害者心理。香港的华人移民，很多是中国内地历次政治动荡、战争和政治运动的受害者；而受害者心理主要表现在持续的不安全感以及对政治权力的高度敏感。这种敏感也可以部分解释香港社会为何在不少时候会给外界以“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感觉，甚至香港社会有时会如堂吉诃德般同自己制造的风车作战。正是因为这种对政治权力的敏感，使得香港社会的社群生活极度政治化——不少实际上并不特别涉及政治的社会问题、经济议题甚至民生议题，都会被包装上对权力的恐惧幻想，从而被政治化。（引自《香港的心结》）
■ 02
第一，数目如此众多的内地旅客出现在香港街头，是香港社会开埠以来的首次。在香港针对内地的疏离、敌对和恐惧的整体气氛尚未得到改善的状况下，如此规模庞大的内地人口进入香港，对香港社会心理层面的冲击是十分惊人的。
第二，“自由行”是特区政府在香港的公共设施并未做好充分接待准备的情况下仓促实施的，因此随着开办规模越来越大，庞大的“自由行”人流带来的必然是香港公共设施的挤迫。
第三，大量内地旅客短时间内涌向香港这个咫尺之地，将原本存在的内地与香港在社会发展和居民素质上的差距予以放大，在香港媒体的集中狂轰炸和反对派政治势力的操作下，变成所谓两地矛盾问题。
第四，“自由行”的开办和扩展也产生了一系列的连带社会问题，对香港市民的日常生活带来了较为显著的影响，对此特区政府未能给予及时的回应和处理。这些连带的社会问题主要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香港商家因应不断增多的内地旅客的购物需要，开设越来越多的金铺、药店和廉价化妆品店，逐渐挤走那些原本为香港本地社区服务的店铺，引起香港市民生活不便。第二类，随“自由行”而来的，还有大量的内地孕妇藉由经香港终审法院在“庄丰源案”中确认的“出生地主义”的居港权原则，跨境来到香港生育下一代。随着此类父母均非香港居民的“双非儿童”生育个案越来越多，跨境孕妇不但开始挤占香港的公立医疗资源，而且还带来了从基础教育到社会福利等一系列后续的社会问题。第三类，是“自由行”——特别是用于深圳户籍居民的“一签多行政策”——加剧了香港原本就存在的水货客跨境走私等问题。（引自《 爱恨“自由行 ”》
■ 03
随着香港管治问题在回归后的不断涌现，简单依靠工商界治港这一思路显然存在极大的后患。首先，商界治港无可避免会引起社会对于“官商勾结”的疑虑，在政治学上讲也存在政府被商界“俘获”（capture）的隐忧。其次，过于依赖商界进行管治，令中央和特区政府的执政基础极为狭窄，并有可能丧失社会上其他界别——包括中产阶级和劳工阶层的支持。再次，商界具有逐利性。当商界小众的利益同社会大众的利益发生冲突时，政府又该如何取舍？同时，随着时代的发展，香港商界中人本身的政治忠诚也值得推敲——基于商人天然的分散风险的意识，客观上讲，香港商界不少人是采取两面下注的办法，在政治效忠问题上显示出极强的机会主义。
第二，香港回归后落实“港人治港”方针的另一隐忧则是：本地社会的熟人网络有可能为特区政治带来利益输送和贪污腐败的可能，“港人治港”为香港政府的廉政工作提出了前所未有的考验。在港英统治的后期，殖民地政府特别重视廉政工作，防止政府和商界之间的利益输送。但殖民地政府保持较高廉洁程度的前提，是它与本地社会的相对隔绝。殖民地政府的高官员来自万里之外的英国，任期有限，他们的社交、利益、升迁网络均不可能同本地社会发展出过多瓜葛，因此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不是绝对）避过传统熟人社会所可能带来的贪污腐化、以权谋私、徇私枉法甚至利益输送等问题。但落实“港人治港”的方针，首先就要求将香港的自治权力从上到下悉数交给香港本地人数很少、彼此联系很密切的精英熟人圈。这就使得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同时处于一个狭小的熟人社会里，使得不同权力之间互相勾连、“益自己人”的可能性大增，而有效的外来制约付之阙如。这对于香港的管治来讲是十分危险的。
第三，由于“港人治港”原是针对商界精英而言，所以北京本来没有认真考虑过“港人治港”的管治能力问题。但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是，香港开埠一个多世纪以来，本地的华人社会在绝大多数时间里都没有参加到香港的核心政治和政策工作中去。即使是港英公务员系统（特别是政务职系，即俗称的“AO”）里的华人，也仅是执行力很强，而在更宏观层面的决策能力则缺少锻炼。但更严重的问题是，香港本地华人精英多年以来并没有适当的、能够处理较为宏观的政治题的机会和舞台，因此在他们之中，既了解国家政治生活，又具有智慧和能力参与国家政治过程的人才很少，这实际上是香港和中央政府的互动一直处于失灵状态的重要原因之一。（引自《“港人治港 ”》）
2014年的“占中运动”，2019年香港再次发生街头运动，作为大陆同胞，很多网友表达的是震惊、不解。事件已经超出了很多人的想象，更是打碎了很多人心目中的香港作为法治社会、自由港、高素质社会的印象。
阎小骏先生的这本书，是从政治信任、国家认同或者说政治心理学为切入口展开的。而就如书中所说，大陆很多人，抱着“同胞”的心理，一厢情愿地认为，香港人都是中国人，他们一定认同中国人这个属性，并不认为这会是一个问题，但没想到，香港问题的根源，就是出在这个问题上面。
“知乎”上有篇评论文章，还从别的角度分析了香港人的精神状态：
个人觉得，有几个特殊的情况似乎也要考虑在里面。一个是香港人的独立发展的历史和心态，1945年到1950年，香港的人口从50万猛增到200万，他们都在忙于生计。就如电影《岁月神偷》中，罗奶奶让罗爸爸和大伯两人一个“管头”、一个“管脚”，自生自长，无问政治，无问世事，最后不得不面临一直边缘化、没有好转的悲伤。
这种不闻不问的心态，就会衍生出来香港人对“李家城”的特殊的心态，一边是称呼其为超人，一边是从衣食住行到工作都笼罩在这些大家族下的无奈、愤懑、不满却又无力抵抗的“无力”。
另一个，是独立发展中残存下来的传统文化，比如看风水。这种迷信或者来自于漂流者的不安，或者是对独立发展的一种自我保护。还有比如南方群体中的多少年来那种闲适、自由、随意。相比于北方文化对中央对政治对国家大一统的那种热忱，南方人普遍有一种天高皇帝远的自由意识。但大陆的南方，在历年政治运动、政治宣传如潮水般一波接着一波的“洗礼”下，已经得到十分的强化；而成为“化外之地”的香港，却似乎还有那种意识。曾经的家族、宗族、地方自管也会有所残留，再加上西方思想、文化的浸润，就会有所强化。
所以，如果我们2026年春节去香港办活动，一定要充分考虑以上因素。
我们去到香港，是让当地人产生一种抵触和反感，还是让他们也受到一种精神鼓舞，超越了意识形态宣传的文化认同？我们是单方面的内地文化输出，还是可以团结包括当地社团、东南亚以及世界各地华人的一次联欢？
如果我们把这些问题想清楚，那么不仅2026年我们可以去香港，我们也可以去世界任何地方。我们带去的是对生命的肯定和礼赞，而不是“君临天下”般的优越感和高姿态，那么，当然可以广交朋友，畅行于天下。
普天同庆，一定是从普天大同的“那个”出发。如此，才能生生大美！才能很好地服务人，成就人，鼓舞人！
本文照片来自
中霖、慧安、雅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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