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学校的失败”

我经常看到有学生因为成绩不好而自责。

显然，从来没有人跟他们说过，人会失败。这句话很简单：我们会失败。话虽简单，但我认为其中蕴含了某种真理。

我们犯错和失败，显示了我们作为人的真相：我们即非完全受制于本能的动物，也非完美设定的机器，更非神仙上帝。

我们会失败，因为我们是人，因为我们是自由的：自由地犯错、自由地改正、自由地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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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发现了一些共通的东西，这对我来说是个问题。

【学校不太鼓励特立独行】第一个共通之处是学生很少因为犯错的方式而受到表扬，这件事看起来微不足道，但事实并非如此。

因为感兴趣而偏离论述的主题，这与没有做作业而得了一个很低的分数是不一样的。

我们应该更多地赞赏犯了原创性错误的学生，向他们强调因为好奇且以出乎意料的方式失败，预示着未来即将成功。这样学生能更好地接受批评，并受到鼓励施展自己的才华，同时明白犯错并不丢人。

我在多年的教学中发现，教师如果强调学生失败时展露的独特性会起到很好的作用。我观察到，在这个时候，这种态度让学生很是受用。

他们喜欢听人说，没有人犯过这么有意思的错误，他们提出了一个主题，可能与原问题毫无关系，但绝对吸引人。

或者只用说这是一次“很好的尝试”就足够了。他们会被逗乐，有时甚至会受宠若惊，绝不会感到羞辱。

约恩苏市皮耶利斯河中学校长哈努·诺曼恩总结道：“重视学到的而不是没学会的。最重要的是，要让学生觉得自己有擅长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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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共通之处是，学校都要求学生研究自己的弱点而不是强项。

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意识到这一点，但从那以后我就发现这个问题无处不在。我参加过几十次班级讨论会，老师们在会上更多地是强调学生的弱势科目，而不是表扬他们在其他科目上的出色表现。

如果一个14岁的学生特别擅长绘画或法语，但数学成绩很差，那么讨论的主题通常是如何在数学上取得进步。

在美国或芬兰，重点则会放在绘画或法语天赋对他一生会起到的作用上。

我们学校的理想是教出一个完整、勤奋、“听话”的学生。各方面都比较好的学生比一些科目非常出色，而另一些却很弱（即“偏科”）的非典型学生更受老师喜欢。

在我们如此行事的背后，有一套值得怀疑的世界观。

成功的人生需要什么？是没有弱点，还是有强项？是不出错地采用各种方法，让自己各方面都比较好，还是有自己的优势和弱项，从而展现自己的独特性？

【如果学校敢作敢干呢？】我们法国的学校似乎只看重好学生、“听话”的学生。但要求学生遵守规则而不是敢于做自己，这不正是平均主义的逻辑吗？不少大胆的人正是因为无法忍受这些学校的约束而选择退学。

因此，我们应该构建另一种学校吗？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让我们先回顾一下历史。

我们教育体系的主要目标是保证权利的平等，而不是发挥学生的独特性。教育的核心是给予所有公民相同的知识，从而赋予他们相同能力以行使公民权利。

因此，我们的思维模式有普遍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显著特点：犯错意味着错误的行为举止，永远不被看成大胆的一种表现而得到重视。

长期以来，这种模式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出身低微的孩子借助该体系摆脱了困境。学校对每个人，不管是工人孩子，还是老师或者名人的孩子都一样，社会的上升通道因此发挥作用。没有这个体系，那些没有出身在大户人家的孩子就没有机会展示他们独特的才能。

时代变了。国际学生能力评估计划暴露了我们国家糟糕的教育水平。

今天，优秀大学成了社会化再生产的学校。尽管有许多堪称模范的教师不懈努力，但我们的教育体系已是危机四伏。它保证不了社会的流动性。

如果学校不再平等，那为什么不转变成发挥学生独特性的学校？如果学校不再能够教授每个人相同的知识，为什么不强调特殊才能、创造力和主动性？既然学校没有了标准规范，为什么不学着鼓励那些敢于尝试的人呢？

我们不应拘泥于过去的模式，而应该留意时代的变化，并从中发掘改革教育体系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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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共通之处是，老师们并不了解企业，企业的真实面目被扭曲了。

许多经济学教科书仍然充斥着老板“剥削工人”的陈词滥调，这些论述甚至在观察更为细致入微的马克思的著作中都找不到。我们的教科书也从不描绘大胆的企业家。

企业家、作家菲利普·阿亚特于2007年创建了十万企业家协会，让企业家走进初高中校园。虽然他们有时也能够启发年轻人，却通常会遇到一些反复出现的问题：没有资金怎么办？怎知道我们的想法好不好？但其中有一个问题问得最多：“如果我失败了怎么办

”对失败的恐惧是限制我们青年人发展的罪魁祸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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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个共通之处是，我们不重视“有用的知识”。

知识常常被当作目的本身，或者只是用来评估的手段。

国际学生能力评估计划的研究结果显示，法国学生离开学校时掌握了很多知识，比许多国家——比如美国——的学生多得多。

但是，尽管我们的学校给学生灌输了各种各样的知识，但那是以一种过于理论化、学术化，非“体验式”的方式呈现给他们的。

知识的价值并不在于其本身，而在于它在人一生中能够改变什么。我们必须大方承认我们与知识之间这种“工具性”的关系。

我们对整体学业水平的下降应该有清醒的认识，这足以让我们意识到，必须从学生能够利用知识干什么的角度来引起他们对知识的兴趣。

关于教育，有五个核心问题必须要回答：

■ 中国教育在当下，它建立的土壤是什么？如果这个东西不搞清楚，我们做教育就会变成无根的教育。

■ 要做这个有根的教育，必须思考：我们为什么要教育，要培养什么样的人？

■ 面对百年大变局，当下的教育还要去呈现、去解决时空问题；

■ 如何在体制上变通；

■ 如何从战略上去解决师资的打造问题。

你提到“从父母再到我们教育的文化土壤”——这是一个很大的命题。

习主席在想“我们要做中国式现代化”，那么现代的中国人，应该具备一个什么样的精神和特征，这个部分怎么构建？

我特别欣赏辜鸿铭在《中国人的精神》一书中提到的，他说中国人应该具有赤子之心，再加上成年人的智慧，并且过着一种心灵化的生活的人，他觉得这个样子是中国人。

如何看待当前的在家教育和民间私塾？

我认为，任何新的东西，只要是突破性、有创新意义的东西，它刚开始与原来的体制肯定是有冲突的。如果没有这个冲突，也就没有任何创新价值和突破的意义。

所以，我是这样去看这个问题的，冲突恰恰是我们为了教育能够突破一些部分的一个很好的适用，会给我们很好的启发。同时，我觉得不应该用现阶段的成败去评价他们，应该做更长远的思考。

习主席在北大、清华、北京师范大学都在提“大先生”这个问题，他提出四个标准，从宏观的层面到理想信念、仁爱之心、专业知识这些方面都提得很高，但是很难落地。

你没有经过人生阅历的磨难，你是很难成为大先生的，你没有经历，怎么成长？目前的老师只是从学校到学校，你成绩再好，如果这个博导都没有经过社会磨练，书呆子，真的好难。

如何超越现代意识形态的局限？

百年大变局，这个事情特别复杂，甚至说是“外忧内困”都不过分。外面的政治形势这么复杂，里面其实我党执政这么多年，产生的一些累积问题也要解决。

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我们要如何团结一心，让中国屹立不倒，这么大的一个格局，确实不是说随便说谁就可以乱去议论。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确实是要有这个高度，同时要思考这个背后的道理和逻辑，包括意识形态，再回到教育上面。

谈到教育的突破，其实我们还是要回溯到老祖宗的教育方法的核心部分来思考，我们老祖宗到底是怎么教的？在教育上是怎么思考的？

我们现在的教育基本上是按照西方的心理学、教育学来开展的，包括我们学校的体制和各项目工作，我甚至问了很多读教育学或心理学专业的老师，真正认真读过《学记》的不多。

要想了解优秀的古代教育传统，《学记》值得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