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日志 2024年9月13日 星期五
文字及整理 | 中霖
昨日主课，再谈“立志”二字。受现代语境的影响，我们常常将“立志”与“树立远大理想”划等号，其实，这两者的差异很大。对“立志”二字的误读，与邓晓芒教授对儒家和中国古代教育的误读是一致的。
我们之所以敢挑起“道大”的旗帜（不是出风头，也并不会去中国或其他国家的教育部专门注册，因为“道大”的事太大了，超出了现行学术和教育机构的理解力），与“奉元”和“德简”有关。元者，有大哉乾元，至哉坤元——“元”是人类文明够大的开始，也是生命的全部。我们从“元”出发，才能易知易行，可大可久。德者，得也，既然明德本有，故时时的感悟，每日的心得，很可贵，不要轻易滑过去了。我们每天整理《日知录》，就是一门修己的功夫，只有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才能笃行之。
今日天下最大的政治，就是中美博弈。谢茂松教授说得好：百年大变局，中美之争，决定人类文明的走向——是走德行的路？还是走强盗的路？
文明原本是相互学习、相互融合的，但站在局部的立场，看待不同的文明体系，就容易相互贬低和排斥。近代，欧洲率先实现工业化，在全球扩张市场和寻求殖民地，经济上有先发优势，故也有了所谓的“文明优越感”。“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就是西方殖民主义者傲慢、骄横的典型写照。
1861年，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在给他的朋友、参加过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的巴雷特大尉的一封信中，严厉地谴责了英法联军在圆明园犯下的罪行：“有一天，两个强盗闯入了圆明园，一个动手抢劫，一个把它付诸一炬。原来胜利就是进行一场掠夺，胜利者盗窃了圆明园的全部财富，然后彼此分赃。……我们，欧洲人，总认为自己是文明人；在我们眼里，中国人，是野蛮人。然而，文明却竟是这样对待‘野蛮’的。在将来交付历史审判的时候，有一个强盗就会被人们叫做法兰西，另一个，叫做英吉利。”
“新文化运动”之后，对待中国传统文化，通常有两种态度，一种是激烈批判，认为中国文化不如人，有“劣根性”，比如鲁迅，比如这位邓晓芒教授；另一种是极力维护，认为中国文化高于一切，代表人物是辜鸿铭。这两种态度都有偏颇，真正的中国文化的立场是天下一家，美人之美，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因此，“道大”作为民间的文化力量，愿意促进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之间平等的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作为中国人，当然容易喜欢听到赞美中国的声音，但只要是理性的对中国的批评（而不是谩骂），我们不必捂起耳朵，而应该也仔细听听，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就是我们组织部分同学共读邓晓芒教授文章的原因。
我们尊重西方文明和其他地域的文明，故要认真了解他们的历史和思维方式，譬如西方的宗教、西方的哲学，西方的科学，西方人的历史观，西方人的政治制度等，都是我们应当了解并深入研究的，以他山之石，攻己之玉。既欣赏、学习他人的长处，又要肯定自己的长处，不必自卑，也不必骄傲自满。这才是中肯的态度。
我们都知道西方现代文明观念中，有“天赋人权”的说法，“五四”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常藉此来批评从古至今，中国人缺乏人权观念，需要西方文明的启蒙。其实，与“天赋人权”相对应的，我们有“天赋人格”。西方“天赋人权”观念的诞生，有其历史背景，由于不满教会长期对人性的压制，开始有了他们的“人性解放”、“文艺复兴”，古希腊理性主义的传统得以复甦。所以，简单而言，西方人对“人权”的强调，缘于与教会“夺权”，其实质是“人本主义”与“神本主义”观念的交锋。
而中国古代圣王开创了“天人合一”的礼乐文明，故不以宗教立国，肯定人人本有的大格局：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同时，与鬼神合吉凶，并不谄媚、依赖神的救赎。所以，人的本来面目（无论性别、肤色、种族）就是“天人”——顶天立地、与天地齐的圣者。但由于后天的“我”的意识局限，活小了，不知还有个“天命”在，实在可惜！
故大人之学，就是恢复我们贵为天人的本来面目。“立志”不是去追求诗和远方，而是先建立根本自信，然后随缘而生，尽己之性，配天而行。
昨天，冀州中学校友会负责人薛老师来，聊到衡水湖畔有一处闲置的园区，可用来支持“青年互助营”项目。如今，不少大学生毕业，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对社会情况很陌生，难免产生消极、悲观的心理，我们是能够支持到这个群体的。
如何支持和鼓舞年轻人？关键在帮助他们“立志”。
鲁迅先生是爱护青年的，爱青年正是鲁迅爱中国的一种深刻反映。在鲁迅看来，青年应当走自己的路。只有那些敢于照着自己确定的目标勇往直前的青年，才能在血气方刚中见出真性情。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鲁迅眼里的青年和年龄无关，并不是年纪轻的人都可以统称为“青年”。
“近来很通行说青年；开口青年，闭口也是青年。但青年又何能一概而论？有醒着的，有睡着的，有昏着的，有躺着的，有玩着的，此外还多。但是，自然也有要前进的。”“青年又何须寻那挂着金字招牌的导师呢？不如寻朋友，联合起来，同向着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你们所多的是生力，遇见深林，可以辟成平地的，遇见旷野，可以栽种树木的，遇见沙漠，可以开掘井泉的。”
——摘自鲁迅·《华盖集·导师》
“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
——摘自鲁迅·《热风·随感录四十一》
附一、【贞元老师日志选录】——
对邓晓芒教授《究竟什么是教育》的一点回应
这两天带孩子去看了两个学校，读到邓晓芒教授《究竟什么是教育》，确有些同感之处，尤其他批评的现代中西方教育制度都奉行实用主义的科层化原则。我们去第一所学校是“处于上升期”的一所公立学校，校长一听孩子从未进过体制学校，话风立变，只说让老师测测孩子的水平，不愿再听我们介绍之前孩子所受的教育。测试的结果当然很不理想，年级主任便委婉地说，孩子是好孩子，阳光健康，但为孩子的心理考虑，跟不上很伤害他，还是不要在这个学校读。无论我们怎么表达有学习的热情和决心，有远大的志向，都不能有半点松动。教委的老师直白地说：学校不可能收孩子了，因为会把年级平均分拉低至少5分。第二天我们又去看了一个国际学校，这里更像是一个外语培训机构。老师家长关心的是托福雅思的成绩，是怎么样一步步达到申请排名前八十的大学，而不是孩子通过教育成为什么样的人。
邓晓芒教授说今天我们在教育领域所遇到的问题看来比任何其他领域都更可怕，这点我们是有切身体会的，他说“我国的教育体制……吸收了（以前是从苏联，现在是转向美国）这种教育实用主义的最低层次的东西。”这的确看到了问题。但最后他把教育失败的病根归结于“受中国传统官本位的以教育治天下的政教观念的束缚太多，而忽视甚至抹杀了教育自身的根本目的”，我以为有很大的误解在里面。
单凭“《论语》中说‘子以四教：文、行、忠、信’”，以及“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便得出中国古代的教育“主要是为统治者服务的政治教育”的观点，并下论断说“无论是‘诗教’、‘乐教’和‘礼教’，最终都是为了维护上下不移的秩序，使统治者的‘江山’永固，‘天下’太平”，这值得商榷。我们可以在论语和其他经典中找出与他的结论相反的论点：“古之学者为己”、“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大学之道，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这把教育的核心，人之为人的最高境界道尽，怎么能说儒家的教育骨子里是一种政治实用主义的教育观？从“下学而上达”看到这是一种无视人的自由本性的教育，认为这样的教育把人“训练成一心追求‘仕途经济’而‘上达’的‘禄蠹’，对于大自然的奥秘和人类精神生活的更高追求都失去了兴趣和敏感性。”这种理解只能说不光是未能探及中国古人与天地参，“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的道统，对经典的基本理解都存在硬伤，也不符合星河灿烂的中国文化、艺术历史事实。更遑论评价颜渊“智育和体育都不行……除了‘在陋巷不改其乐’外一事无成，而且早死”，是多么的偏颇和“实用主义”。
“爱之切，责之深”，我们能感受到这位“批评儒家的儒家”的恳切，也能体谅他带有很深时代烙印的思维方式和逻辑。比如他对教育的本质的理解“人类教育的本质就在于把人从单纯的适应自然界提升到超越现有的自然界之上，使自然界和人的各种可能性向人自身无限地敞开，使人能自由地把握自身。这种超越和提升决不是一次性和一个时期的，而是长期的甚至终身的，人是教育期最长的动物”，教育的起点是把人当作“动物”，来提升、来超越，这不仅没有把握到古人视人为天地间性最贵者的含弘光大，且落入进化论，线性史观的窠臼，也落入用西方话语体系来解释中国的尴尬和维度的不匹配。
按照邓晓芒教授对教育本质的定义，中国古人的大学之道，是真的“为人类的自由发展提供基础；提升人的精神境界……揭示出人的个体潜能之所在，”正如他所说，“‘什么是教育’在中国一开始就被看作一个实践问题而不是一个理论问题”，中国古人的大学之道，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齐治平的生命实践，是“率天地之性”的最高的生命教育，而不只是来“为这种潜能的发挥和实现飞跃凝聚起巨大的情感力量和意志力量，准备好广阔的知识前提。”
至于邓晓芒教授所赞赏的西方“超越政治之上的教育和对终极价值的思考”使“他们的人民经得起任何政治上的变故而能保持精神上的超越和进取”，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也是同样存在着，否则何来延续八千年未曾毁灭灭的中华文明？
如果教授能够短暂地离开精英的书桌，到民间被大锣鼓、英歌舞震动震动，或许不至于把化民成俗的传统教育归结为“一套摧残人类自由心灵的做法。”
附二、【夸父草原班同学日知录选编】
■ 01
今天上午上第二次侗歌课，仿佛已经睡着的细胞又慢慢被唤醒。吴老师说，唱侗歌一定要开心，行走在大人的道上，一定是欢喜的！
晚上讲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自己还是陷入到西方的二分思维，简单粗暴地理解为“愚民思想”。我们作为行走在成人之道上的“先觉者”，应当鼓舞、支持亲人、朋友学习礼乐，让普通人也能过上天人生活！大人，是有能力帮助别人的人。过去对于民主生活中一些不够民主的现象，例如在选举前指定谁当选，感到很愤怒。现在想来，也是基于很多人在政治上不够成熟的考量。先让一批大人把这个时代带动起来。群龙无首，大吉。期待这一天，信不远矣。
供大家自由选择，在接下来的两周里阅读一下主课，
孩子们蜂拥而上，踊跃选书
■ 02
●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根本就在于立志，知其次序。老师再一次讲到“经史子集”，在日志中读到了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学习生涯，感觉有些时不我待了，须知当务之急在立本，要成为一个“士”。
晚上又共读邓晓芒教授的文章，他对“儒家”与“道家”有些过于生硬的理解，对自己有很大的警醒。见解问题和学习的方向，不能有个人好恶，不然就是固步自封，要广泛了解各种知识。“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要用功！
关于邓晓芒教授的文章，读完之后感觉还是很力量的。除了他的偏见之外，他对教育偏向实用，以及教育的僵化这些硬问题的关心，是情真意切的，而且，对“教育是为了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的批判很彻底。可见，教育和学习这件事不是一个任务，也不是被目的所局限的，而是关切生命成长，终身的功夫。
■ 03
●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
早上的日志《学习的习惯》，读到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位国家领导人的学习经历，十分敬佩。每个人生来性情各异，成长的环境大时代、风土以移之。如何在后天的学习中，突破自己的习性，恢复一个整全的人的本来面目，需要在践行中探索。终日乾乾。
“士以天下为己任，不亦重乎？”大人溯其源之大，赞天地之化育，故能担大事也。内圣外王之学（或曰教育），是奉人乃至万物之元，本立道生，是以随时值位，可以成“全体大用”。因其本乎人而发于事业。
我们要对我们的文化、我们做的事有根本的信心，明其所以然。文化是众人之事，“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共学而同乐。礼乐文明，道安天下，不亦说乎！
文化的重建，仅靠批评是无法完成的。愿怀士人之心，服务人、成就人，鼓舞人！
–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