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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易经》中，变是主要的原则。易之道，就是屡迁之道，阴阳相推，变动不居，周流六爻之虚，上下无常，所以才说：唯变所适。

适，就是适时的意思，那就是说：动有该动，不该动之时；静也有该静，或不该静之时。如果动静不得其时，就会有得与失的后果；得之大者为吉；失之大者为凶。吉凶以情迁动而定，情顺乘理以之吉，情逆违理以陷凶；这是说明《易经》对人主要的信息：得理则吉，失理则凶。所以吉凶就是对理的原则逆顺的不同的结果。如能自凶而悔，则可得吉；倘自吉而吝，则凶随之。吉凶之累，为有所贪欲；如守贞一，任其自然，不造不为，无喜无感，无所可累，何吉何凶之有？所以庄子的天下一指，万物一马，无物不然，无物不可，道通为一，得性则同，是非常有道理的看法。

但是因为天下万物，都是在变；而变因动而起，所以易卦的六爻，就是以动为效。动虽在内，见之于爻，而变乃见，吉凶必随。因之卦爻之辞，告之以时。卦以主时，因之才说：卦者，时也。六爻在一卦之中，各按适时之情，而明功过。得其适时之宜的，大者有吉，小者无悔无吝；失其适时之宜的，大者有凶，小者有悔，有咎有吝。是非对错，既显且著，一点也不含糊。

易经中所讲的“时”，不是一般钟表上一点钟、二点钟等时刻表中的时间，但系指时候的“时”，如说：“现在是去的时候了”；“还未到时候，用不着作急”，这当中的“时”的含义，就是易卦爻中所强调的“时”。

《易·下经》第五十二卦“艮”（艮上艮下）。艮卦的卦辞说：“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卦彖则云：“艮，止也；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敌应，不相与也；是以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也。”艮卦的卦象则说：“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在艮卦的卦象中，很显明地指“时”对动静的重要性，因为有了动或静，就很可能有动或静的得与失。得之大者为吉，失之大者是凶；而其小者，在失来讲为悔吝妄咎；在得来说，或为无妄，无咎，无悔或悔亡，或无吝等。所以艮彖才说：“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

艮的主意在止。可是止必得其时，才不失去止的原意。如不可止而止，或不应止而止，那就会背道而驰，失去止的用意。止不但需要得其时，还需要止得其所，那才真正合乎止的道理或原则，所以艮彖辞中有言：“艮其止，止其所也。”

西方现代与近代哲学上，已一再强调时空之不可分性：有“时”就必有空间，而凡是空间的，也就是时间的。这种哲学上的观点，已早见于《易经》，尤其是下经的艮卦。只是有一重要不同之处，那就是中国的圣人们更注意到宇宙中，那至高无尚的道的原则，不仅仅是看住时空的范畴。中国的圣人们深深体认到那道的原则或理念，是合乎人的理性原则，而道的本身也就是那理性之所在。在西方现代哲学中有此类似认识的哲学家，首推十八十九世纪的黑格尔。他可说是现代西方理性派哲学的大师。他之过分强调自由的观念，很明显地与西方历史的发展有关。在中古时代的黑暗时期，基督教会违背了他们的宗教爱的原则，专横无道，残暴凶狠，人不但比禽兽也不如，生命都不受尊重，哪里还有自由的存在。后来教会的腐败与残暴，造成教会自己的衰落；继之有国家主权政治的兴起，想不到刚摆脱专横教会的锁链，欧洲各国的无辜百姓，又遭受新的残暴不仁的君王及贵族们的虐待，新的黑暗代替了旧的黑暗，日子一样地难过。所以黑格尔有理由去强调自由的观念。

中国人不是不爱好自由，不是不希望自由自在去过自己的日子；但中国的士人却强调天人的合一，物我的和协；他们心目中的自由，是内在的自由，不是西方人所斤斤两两的外在的行为上的自由，所以中国人可以忍受，好像秦始皇那样残贼的专横无道，自己仍然可以努力争取天人合一，物我为一的自由，独裁者又能残折得了他们呢？

艮卦彖辞所提出来的，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恐怕是人间最好、最合理的行止原理。不能行的时候，为什么硬要去撞呢？不可止的时候，又为何要去止呢？有必要吗？为什么一定要去舍身取祸？是合乎理性的原则吗？所以懂得动静不失其时的人，其道一定是光明的。这虽是一种假设因果关系，但很合乎道理。《易经》曾三番四次不嫌烦地指明：顺理者吉，逆理则凶。这是人类理性的召唤，是道的启示。

本来整个的宇宙，就是不断地在动；亦即不停地在变。日月的运行，寒暑的往来，四季的更替，只不过是万例中之一二而已。所以在易卦的安排上，到了既济，则继之以未济，使《易经》顿时成了无底无尾、无穷无终的要典，唯变所适的，及中外古今独一无双的，人间的至宝。也可看出《易经》的作者或作者们对于变的原则，遵守得忠坚不怠。

道是寂然无体，不可以为象；可是却可开通万物。无所不在，无所不具。天覆地载，日照月临，冬寒夏暑，都是由道而然；也是有之用极，无之功显。阳乃道动，阴为道静；二者皆是无状之状，而道在其中，所以道被认为一阴一阳之合。合者，一统之谓，既无对立，更非矛盾；因一物之二异自我，是以动静而别，其用虽殊，但是统统为寂然虚无之道之不可的整体。

人的有意义、生效、有结果的作为，不是随随便便的行为所能造成的。所以有成果，而意义深长，旨趣高雅的行为，必须是在控制下的恰如其当的行为，这就需要像艮卦彖辞所说的：“艮，止也；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民其止，止其所也。”

天下的万事万物，一动一息，一举一止，如要防止不出毛病差错，就必各得其时；应该动作的时候，就去有所行动；不应有所作为之时，就宜静守以待；而且就是在作为与否之时还得去考虑：动得其所，止得其所，依其道而行之，那才会有更好的希望，更如意的效果。这就是《易经》所强调的“时”的原则。

《易经》对现代生活问题的建议

面对现代生活各种混乱不堪的情况，一般人对于公众的事，漠不关心，只晓得自己的好坏，不关心别人的幸福，缺乏那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大丈夫的志气与胸怀。生在一优秀文明国家之中，但就是不关心国家的兴衰安危；还谈什么优秀不优秀，文明不文明那一大套。像这种低落的漠不关心现代人的神态，破坏了从前维持社会一体性的那种道德水准，它早已荡然无存，弄得邪僻盖世、虚诈为尚的今天。

(一）同人与大同的原则：

关于针对这一现代生活的问题，《易经》上经的同人卦提出了很好的答案。同人卦是由上乾下离构成，中包巽卦：由同人之六二、九三与九四组成。巽为风，为顺。同人的卦象为天下有火，火中生风；这暗同人所提出的观点，如广被接纳，很可变得火热式地，蔚然成风。

同人的卦辞说：“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贞。”同人的意思是指有同于人，或和同于人，或同之于人。“于野”的野是旷野之野，而旷野是指宽阔远大，这是说与人和同的胸襟，有如旷野之开朗，既远且大；用心无私；其正也有如君子，故能得以亨通无阻，而利涉大川。这不但是现代中国所亟需的，更是全人类的安全和平，所迫切应有的大同。

中国历代有智慧而胸怀大志的圣贤、文人、志士目中的大同世界，就是根据同人于野的构思。同人于野的可能性，乃基于君子之正。君子之正，最简单的解释：就是同人卦象所说的：“文明以健，中正而应。”同人上卦的乾有健的含义，其下离有文明的内涵。同之于人，不是去用武用威去征服别人；而是去以德，以智慧之内明，以不忍人之心，作不忍人的事，推己及人，爱无不敬，慈无不仁；同时更不是我行我素，自欺欺人；而却是同之于人，有感有应，无偏无私，无邪无僻；坦坦荡荡，配义与道，浩气照人。

同人下离之六二，上乾之九五；阴居柔位，阳居刚位，而且双双居中；能以既正且中之原则，和爱相应，是正名原则的好榜样，足以共同于人，示范天下，有如晴天之旭日，普照共暖；光芒可与日月共明，其长远高旷，可与天地共久存；这就是同人立卦的主旨，也就是其卦辞“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贞”的真正含义。这种对现代迷失生活的指点，如不是最恰当的，难道还有更好的吗？

（二）革卦与改革之道：

《易·下经》第四十九卦之革：上兑下离，内包乾：九三、九四与九五；包巽：革之六二、九三与九四。其对卦为蒙：上艮下坎，有山下有水之象，及上止下险的含义。

改革之道：改革之事，乃不得已而必为之。是理之所然，是事实之需求；故不可为，亦得为之，是势在必行之事。

但是改革，必有其道，且须得其时，而革得其所，则革道光明，元亨遂畅，吉而悔亡。据三国时期的王弼，及唐代的孔颖达的看法：夫民情可与习常，难与适变；可与乐成，难与虑始。当革之初，一般百姓不了解改革，或革命之必要，未能信服，上下交疑，所遇困难，坚仞重重；所以革卦初九爻辞才说：“初九，巩用黄牛之革。”这是告诫卜筮的人：在革之初，困难艰巨，其难以改变，有如黄牛之皮革，坚仞固执。以是乘此初革之时，不宜多有作为，不宜急于有成。

到了可以有所作为之日，改革方可有一番动作。但是这当中又藏有深厚的道理：就革卦来说，其六二阴柔居中得正，只能顺应，不能强求；不能自革，但可顺应而合志。

综观革时之大，在其能顺乎天，而应乎人；有孚见信，文明以说，大亨以正，革得其当，变有其道；上下互信，协力同志，乃得大成。这是我们就革卦内含的原则，去向改革所提出的建议。其中的上下有孚，上说下顺的感应原则，与合乎道德的正名原则，不但是改革的座右铭，而且可作为一切事业，及社会行为的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