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结，精进，严肃，活泼

昨日下午，与明雨老师、雅梅老师、林娜老师讨论艺术教育的宗旨问题，明雨老师谈起“辩名”的重要性，正所谓“灯不拨不亮，理不辩不明”。

回到房间，结合上周道安大学首批指导员的培训状况，思绪不断，遂决定打破原定的“闭关”三日工作计划，动念起草“冀州双辩”，算是对指导员们困惑的一些回答，也是对当下工作的一些思考，更是对自己内在的一番检视。

当下，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学习”？我们需要一支怎么样的指导员团队？

这次参加集训的10名道安礼乐大学指导员（相对应的岗位就是大学的辅导员）平均年龄为45岁左右，最高学历是博士后、教授，大部分都是“学霸”，每个人都非常可爱，每个人都有极强的生命自觉提升意识。

培训后的第三天每个人都很认真地提交了一份三年学习提升计划，态度非常诚恳，令人感动。但是，个别总有点“九十九度的水还没有烧开”的感觉，对“学习”的理解不够透彻是重要一条，故从古圣先贤中择取孔子、王阳明、毛泽东作为代表，把他们对学习的认知做一个粗浅的罗列和概括，以供指导员们学习和参考。

在此基础上思考我们需要怎样的学习，打造一支怎样的指导员团队，故有此一辩。

一、孔子：孰为好学？

从某一个角度说整部《论语》都是讲学习的（学做君子），开篇便是“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而当鲁哀公问及“弟子孰为好学”时，孔子的回答让鲁哀公也让我们感到极为震撼：“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无，未闻好学者也。

”圣人门下可是三千弟子，尤其是七十二贤人，可谓人人都是学富五车，跟着孔子学习的学生少则数年，多则数十年，心不可谓不诚，学习不可谓不精进，何以只有一个既没有立言，更谈不上立功的颜回才称得上“好学”二字。

孔子也曾以“好学”自诩（“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未有好学如丘者”“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可见，“好学”在孔子心中的位置。然而，什么是“好学”？对此《论语》并无标准答案。但细细读之，也可品味出一二端倪。

（一）“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可见学习的根本在“行”不在“文”，“好学”自然不能以学富五车辞章之学的高低作为标准。

（二）子曰：“由也，女闻六言六蔽矣乎？”对曰：“未也。”“居！吾语女。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可见，孔子讲的“好学”并非“好知（智慧）”。

（三）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可见，“好学”与“敏于事”和“就有道”直接相关。

（四）子曰：“颜氏之子，其殆庶几乎！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易·系辞传下》），这可以对颜回之“不迁怒，不贰过”做一个注解，可见，“好学”便是要知行合一的。

（五）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可见，“好学”更是要精进的。

（六）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感，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展示了孔子从十五岁立志于学而后，在每一个生命阶段达到的心性高度。孔子用一辈子对什么是“学”、什么是“好学”做了最好的示范，我辈自当用一辈子细细体会，做好明辨的工夫。

孔子关于“学”“好学”，它的根本在“行”，它的指向在“道”，它的态度在“精进”，它的目标在“生命的圆满状态”。

二、王阳明：何谓天下第一等事？

阳明的这段故事几乎无人不知。12岁的阳明在课堂上向老师发出了人生的终极之问，“什么是天下第一等事？”老师回答：“当然是读书做官。”小阳明严肃地看着老师说：“我认为不是这样。”顿了顿，一脸郑重地继续说道：“我以为第一等事应是读书做圣贤。”真有点石破天惊。

“读书做官”和“读书做圣贤”，看起来是一词之差，却是内外之分，天壤之别。“做官”是干禄之学，外求之路，“做圣贤”是内明之学，内圣外王大人之道。这个大家极易明白。

问题是如何做到？

阳明的内圣外王之道一点也不复杂，关键点我觉得有三：

一曰明理立信。即是对自己内在的那个“良知”和“明德”有一份真正的根本大信，凡圣无二。在此确信之下，才有可能发展成对真正的学习的自觉，即是“去其习染复其光明”。

阳明在其著名的《拔本塞源论》里指出：学校之中，惟以成德为事。所以他认为“君子之学也，以成其性。学而不至于成性，不可以为学。”甚至，没有德行的学习，有时会有适得其反的副作用，“记诵之广，适以长其敖也；知识之多，适以行其恶也；闻见之博，适以肆其辨也；辞章之富，适以饰其伪也。”

二曰持敬立志。有此根本大信，方能怀诚敬之心，立根本大志。立志可以作为阳明心学的第一工夫。

其在《示弟立志说》一文中讲到：“夫志，气之帅也，人之命也，木之根也，水之源也。源不浚则流息，根不植则木枯，命不续则人死，志不立则气昏。是以君子之学，无时无处而不以立志为事。”甚至把立志提到了“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的高度。当然，阳明所言“志”和我们现代世俗所言“志”有本质的区别，其所言“大小”和我们现代世俗所言“大小”也有本质的区别，其所言“事”和我们现代世俗所言“事”也有本质的区别，这必须细细辨明。《示弟立志说》可当终身诵之。

三曰笃行立德。即是阳明所说的“事上磨”的工夫，这是立脚点也是成就点。

关于这一点阳明及后人有相当多的阐述，故不多言。这一点尤其对于“学霸”和我这种比较喜欢偷懒的人而言，需时时观照，事事警觉。

阳明之学和中华古代圣贤学统一脉相承。他更注重“心”的阐发，首创“致良知”，在此基础上将立信和立志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最后落实到“行”上，作为检验工夫，“事上磨”也就是“心上磨”。

三、毛泽东：为什么要改造我们的学习？

在多数世人的眼里，毛泽东多少有点反孔子反传统文化的，在我的眼里，毛泽东的反孔反传统文化中恰恰饱含了一点孔子和儒家文化的真精神在（此事以后再加细论）。其逝世前的头一天，还由别人为他带读《容斋随笔》7分钟。他的一生是学习的一生，也是革命的一生。

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上作了题为《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这份报告和《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成为延安整风运动的指导性文献。毛泽东针对当时党内学习普遍存在的三大问题，即“三个不注意”：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认为“这些都是极坏的作风。这种作风传播出去，害了我们的许多同志。”，报告明确了学习的基本态度即实事求是，指明了学习的基本内容，即要研究的三大重点问题：研究周围的环境，研究中国近现代历史，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并强调必须通过调查的方式研究这三类问题，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毛泽东的这份报告是经世致用、活学活用的典范。

“实事求是”成为了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内涵。甚至有人说整套毛选就是实事求是，“做任何事情，我们都要实事求是”，“我们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时至今日，中央党校的大门口任然摆放着一块刻着毛体“实事求是”的花岗岩，时时提醒着我们广大的党员干部应有的基本学习态度和工作作风是什么。“实事求是”四个字最早来源于班固《汉书》：“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思想则是由来已久，从古代《诗经》采风了解民俗国情的制度到《大学》中的格物致知士君子修身的方法，都和“实事求是”有相同的地方。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对这四个字做了新的解释，所谓“实事”指的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务，“求”指的是探索、研究的意思，“是”就是真理、本质，四个字合起来，就是根据客观存在的事实去探求本质。

同时，“实事求是”发展成为了我党群众路线的思想基础。一切从实际出发，就是从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实践出发，从人民群众的切实利益出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毛泽东指出“群众观点是我们与国民党的根本区别，是共产党革命的出发点和归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想问题从群众出发就好办”这种思想基础也来自于古代文明的民本思想，来自于《大学》的“亲民和止于至善”，“监观四方，求民之瘼”（《诗经·皇矣》）。

青年毛泽东在湖南一师求学时的“三浴”（冷水浴、阳光浴、风雨浴）、行走天下（农村社会调查）为他以后投奔革命铸就了其强壮的身体和坚不可摧的意志品质。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提到的党内学习中存在的三大问题恰恰也是当下我们指导员学习中存在的三大突出问题，即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我们可以换成不注重传统文化的活学活用）。毛泽东提出的坚持“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提出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是对中华学统的传承和理论创新，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的产物。

四、圣贤智慧：什么是最根本的“学习”？

从孔子到王阳明到毛泽东，以及历代圣贤伟人无不视学习为生命之重中之重，无不对学习有最真实的生命体验。

顺着这条线路可知：

一、最根本的学习是内明之学，是为己之学，是性命之学，是“致良知”，是需要把自己生命切切实实摆进去的学习，是变化气质，脱胎换骨，提升生命境界的学习。

二、最根本的学习是实践之学，是“事上磨”，它需要通天彻地，是“用脚读无字天书”，是如孔子的周游列国、王阳明的行走天下、毛泽东的农村社会调查、“夸父班”的“千里徒步”。

三、最根本的学习是亲民之学，是生活之学，是从齐家开始，走向亲民，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从而真正服务大众，走向至善之境的过程。

由此可知：

一、中华学统的本质是生命之学、为己之学、内明之学；同时更是亲民之学、实践之学和大人之学，内圣和外王是合一的。

二、中华学统和中华政统是一体的，学统为内，政统治外，学统与政统合，则天下平，分则天下乱。《劝学篇·序》有曰：“窃惟古来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

三、中华学统下的学习之道（简称中华学统）和西方主流的学习之法（简称西方学法）有着本质的区别：

1、源头不同。中华学统来自中华道统，讲究天人关系；西方学法来自科学逻辑理性而归于宗教神学；2、出发点不同，中华学统是从内在的心性良知出发，西方学法是从强大的自我意志出发；3、目的手段不同，西方学法强调竞争，强调更快更高更有效率，中华学统注重和谐，注重协同注重整合注重生命状态；4、路径不同，中华学统是一条由内到外，而又终始相依循环往复的内圣外王的成人之路，西方学法是一条不断积累不断扩展的似乎是永无尽头的直线性所谓成功之路。

五、我们需要怎样的学习？怎样的指导员团队？

毫无疑问，我们需要一支特别能团结、特别能学习、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的致力于大人之学和道安礼乐大学发展的指导员团队。

这样一支“特种兵”，他们的精神面貌应该像毛泽东给延安抗大题写的八个字校训“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一样昂扬挺拔（建议把紧张改为精进）。

由此，并基于指导员的实际情况，我们的学习更应该：

一、关注根本，关注内在，从容中道，不要迷失方向。

湛若水在王阳明的墓志中写到阳明的求学中的五溺尤为值得我们警醒：“初溺于任侠之习，再溺于骑射之习，三溺于辞章之习，四溺于神仙之习，五溺于佛氏之习。正德丙寅，始归于圣贤之学。”不要过于沉迷于文字经典和手工技艺。《传习录》记载：一友问：“读书不记得如何？”王阳明回答说：“只要晓得，如何要记得？要晓得已是落第二义了，只要明得自家本体。若徒要记得，便不晓得；若徒要晓得，便明不得自家的本体。”保持中道，不要让文字束缚住了，让技艺迷住了。

二、在实践中学习，在生活中学习，在劳动中学习，在“事上磨”，不断提升精神品质。

这次指导员培训安排了几次下午的集体卫生打扫、烧火做饭活动，在劳动和生活中有了对学习对人事物更真切的感受，收获很大。所以回到家庭回到平实的工作生活之中，明确自己的序位，做好自己应尽的本份，是一份更大的修行。

三、突出解决普遍存在的三大问题：即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传统文化的活学活用。

研究现状，尤其要注重研究当下中国教育的现状高校的现状，青年的现状。同时，还要注重研究国外教育的现状。研究历史，尤其要注重研究中国古代教育史。传统文化的运用，尤其要注重传统文化教育的思维、智慧和方法推动自己的学习提升，以及在指导员岗位上的活学活用。

四、不断提升基于岗位的各项工作能力。要特别关注组织协调能力、团队合作能力、创新应变能力、服务引领能力的提升。

总之，指导员是一份以组织集体的利益为重的岗位，需要有奉献他人的精神，服从组织的意愿，服务他人的能力。每个人在学习成长过程中，需要不断的反复追问自己：发心是否纯正，志向是否坚定，机缘是否成熟，能力是否匹配。并由此真诚地面对自己，真正的思考我需要怎样的学习？要让礼乐融化在我们的生命血液之中。

正是基于这种考虑，为了团队更好的健康发展，也为了个人更好的成长需要，每次培训后我们都会对指导员队伍人员进行适当的调整。

以此，去组建一支符合未来道安礼乐大学需要的“特种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