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日志2024年2月10日星期六
昨天上午，给刘森老师电话拜年。刘老很高兴，对我们目前做的工作很肯定。
谈到音乐界、文艺界的情况，刘老很不满意，说他们目的性太强，要么为了完成政治任务，宣传“主旋律”，要么是为了钱，突出个人，追求名利，不纯粹了。——这句话说到了礼乐生活的本质。真正的礼乐生活不是为了表演、作秀，不是音乐厅的艺术，而是广场艺术、群众艺术。像潮州大锣鼓，像侗族大歌，是为了赚门票的么？他们是随着节令而自然兴发。“惟乐不可以为伪”。抓住了这个核心，我们今后的工作就不会走偏。
昨晚也看了一会儿春晚，看到十点多就看不下去，早早睡了。应该说，春晚的创编团队动了不少脑筋，也很想将传统文化的元素充分利用上，包括把一个分会场设在喀什，这都是很好的设计，可是绚烂的画面，没有节制的歌舞铺排（效仿盛世长安），让我感觉似乎到了美国的歌舞片时代：
1930年代，好莱坞歌舞片迎来了它的黄金期，在数量上达到了巅峰。正是这种靡靡之音的产品特征，正好迎合了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带来的社会影响。
挣扎于困顿之中的人们急需一种解脱。面对大银幕上载歌载舞的明星和豪华璀璨的舞台背景，人们得以暂时将笼罩在周围的贫穷与苦闷暂时抛到脑后。所以歌舞片成为那个时代观众逃避残酷现实的一种非常受欢迎的工具。
1950年代之后，美国的歌舞片式微了。一方面，电视的兴起冲击了整个片厂体系。另一方面，当时的整个社会文化背景也变得不适合歌舞片。频繁的政治抗议、反主流文化运动也影响了电影业。
歌舞片在近百年历史中见证了电影技术与产业的发展，亦与当时的政治社会环境紧密联系。有研究者认为，当今的美国社会正经历着一个“不快乐”的时期，人们需要有什么来摆脱焦虑以及对未来感到担忧。这样的氛围是否恰恰为歌舞片的归来提供了条件呢？
中国的政治环境、历史观念与美国有很大不同，但春晚作为一面反映时代风貌的镜子，明显地感受到主流音乐以及主流艺术的“娱乐化”、“肤浅化”（缺乏历史的深沉，缺乏精神的凝聚）。当代中国文化、艺术，要回答“中国式现代化”这个时代命题，需要找到一个礼乐文明的活形象，帮助大家把精神维度撑开，既有深沉、广阔的心胸，又有细微、得体的感受力。
“周恩来”——一个既有人格魅力，又能将红色传统与华夏礼乐文明传统结合的代表人物，或许很值得我们研究。刘老年轻时所在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乐团，直接受周恩来总理领导有十年之久，所以对“乐”与外交的关系，“乐”与政治的关系，刘老深有体会，对周公十分敬佩。
刘老也经历“文革”等政治的冲击，对周公晚年的心境也有所了解。找到一份资料，是周恩来最后一任秘书纪东的访谈录（摘自江苏淮安“周恩来纪念馆”官网），节选部分段落如下：
那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总理晚年，苦撑危局，一个大国总理在精神上付出的代价，在政治上所冒的风险，非亲眼所见，你根本想象不到。“九一三”事件后，总理曾对国务院的几位领导说：“中央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我难啊！难的不仅是林彪。”总理说这句话的时候，眼睛里闪着泪光。
我们这些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人，对总理在工作和政治生活中，在身体和精神上的“苦”和“难”是深有体会的。这种“苦”和“难”可以归结为四个方面：一是累，二是气，三是忧，四是愤。
总理在延安时期就爱打乒乓球，有一定的基础。“文革”时期，总理已经年过古稀，工作也更加繁忙，别的活动，诸如参加舞会、欣赏京剧都停止了，打乒乓球就成了一种难得的一种休息方式。每次在外面劳累一天回来，都会让我们陪他去乒乓球室打会儿球。
总理太累了，有次深夜回来，在我开车门扶他下车时，他顺势把左胳膊搭在我的左肩上，我用右臂搂着他的腰部，搀扶着他，慢慢地往乒乓球房走。老人家真是没劲儿了，连支撑自己身体的力气都很勉强。他靠在我的身上，我们一步一步地向乒乓球室走，这三十来米的距离，我们走得很慢很慢，我尽量让老人家身体的重量往我身上倾斜……当然，这也是因为到自己家了，又是我这个西花厅最年轻的小伙子来扶他，不然，他是宁肯强打精神硬撑着，也不会这样让人搀着走的。
到了乒乓球室，总理打起精神，玩了几下，驱赶了疲劳，然后又去办公室批阅文件。不是眼见亲历，谁能想到那么神采奕奕，那么风度翩翩的总理能累成这个样子，能累到这种程度！直到现在，每当想起这个情节，我仍然无法克制自己的感情……
总理的“忧”，主要是为国家的前途担忧，为党的团结担忧，为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担忧，也为保护老干部担忧。他既要保护没被打倒的同志不被打倒，不但要提醒他们如何“避险”，有时还亲自到现场坐镇保护；又要为已被打倒的同志寻找机会、创造条件，把他们“解放”出来工作。那时，总理对“文化大革命”的狂潮什么时候能结束心里也没底，对国家什么时候能消停下来也没法预测，工作不知怎么干才好。有时候也只好摇头、叹气而已。
总理的“愤”，表现在对林彪、江青一伙进行的多种形式的斗争中。他曾批评陈伯达无组织无纪律；他曾指责江青诬陷护士害她，是胡闹；他曾把批极左的材料愤愤地摔在地上；在林彪座机飞越我国过境，至死不回头后，他狠狠地扣下话机，说林彪是叛徒……
1973年11月，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来访，总理与基辛格举行了会谈。这样的会谈，总理都是按照事前中共中央和毛主席确定的方针和几经修改的方案进行发言的，没有越雷池一步。但由于参与会谈的有关人员认为：总理在会谈中说错了话，右了。毛主席误信了这种反映，于是提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评总理和叶帅在中美会谈中的所谓右倾错误。在这次会议上，当受到江青等一伙人猖狂攻击和一些不明真相的同志无端的激烈批评时，总理向坐在他身边的一位领导同志要了一支烟。他接过烟，却不点燃，只是捏在手里，不停地揉捻，直到把那支烟捻得粉碎！从不吸烟的周总理，要了这一支烟，他内心的郁闷和愤怒一定已经达到了极点。但他强忍着，把所有的郁闷和愤怒都像那支烟一样，捻得粉碎……
总理曾多次告诫国务院机关的同志，不要有衙门作风，要认真倾听群众的呼声，关心群众的疾苦，并说：“封建王朝的衙门口还挂一面鼓，老百姓可以击鼓鸣冤，何况我们是人民的公仆呢！”他嘱咐身边的工作人员，对下边的同志态度要和蔼，不要盛气凌人。
总理是这样教育我们的，他自己更是这样做的。
在总理的办公桌旁的茶几上，有一部外线电话，经常有不知姓名的人因为拨错号码打进来。总理每次接到这样的电话，他总是非常和蔼而耐心地告诉对方：“你是不是把电话号码拨错了？……也可能是串线了，请你重拨一次吧。”然后他轻轻地放下话机，又重新投入工作。
为了方便群众交通，保证行人安全，1969年12月28日总理对北京市的交通作出批示：东西长安街、市区环形路和主要街道，以及五棵松向北至西郊机场岔口，都应将快慢车道标志加粗并标准化，使之醒目，此外，人行横道标志也应清晰明了；长安街中间的“安全岛”必须恢复起来。没有平时的关心、留心，谁会为普通行人的方便和安全提出这么详细具体的意见呢！
总理对群众交通安全的关心，也表现在对自己坐车的具体要求上。一次我随总理从大会堂开完会回中南海，那天正下着雨，总理对司机杨金明说：“车子别开这么快，行人看到会紧张。有的路段有积水，别溅到骑自行车人的身上，弄湿了他们的衣服。”
我想，对于处于迷茫时期的青少年来说，除了让他们体验到礼乐生活的美好，还要让他们受到真正的大人人格的感染。我们的政治宣传过于脸谱化，应该充分挖掘像周公这样距离我们时代不远的历史人物，他的生活点滴，他的知书达礼，他的与人为善——这也是当代“神祃”需要呈现和延展的精神内涵。
周总理最后一任秘书的这篇访谈录，标题叫做《信仰的力量》。是啊，穿越古今，穿越所有的意识形态，那个不变的精神信仰是什么？这值得我们所有人时时去参悟，去践行。
读完这篇访谈录，心想：若创作一幅当代周公的年画，应在年画里加上竖排的两行字：
为中华之崛起，为众生得离苦。
（中霖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