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日志2023年9月18日星期一
昨天下午四点多的飞机，从珠海至温州。下了飞机，坐上大巴，先到一个大众快餐店用晚餐，然后乘车到西昆。这时已近十点。在距离村子几百米的山路，大巴被拐弯处的电线杆别住了，进退不得，于是全体人员下车，背上行礼，整队徒步走到德成。
神奇的是，此时西边的天空竟然现出了彩霞。来到学校门口，刚建好的石牌坊端庄大气，楹联刻：“德道亲民学养清气辉日月，成材济世行藏峻节耀人天。”此刻抬头，满天星斗。
见过张腾万校长，又去见白天到的田孝梨社长和集贤鼓乐社的老师们。大家见面，分外亲切。我也简单地向田社长汇报了道安艺术大学的筹建工作进展，《古恒山文化重建项目》和《冀州文旅整体升级建设项目》就是我们的具体行动之一。有山有水，而且是大山大水，前者彰显“华夏之道，恒久不已”，后者落实“九州之首，道安天下”。
大禹治水，始于冀州，今日礼乐文化重建，礼失求诸野，也要先将散落在民间的这些文化瑰宝引流至冀州。文化，不只是书本知识，更是生活方式。将来冀州除了有潮汕会馆、泉州会馆，还会有集贤会馆，田社长就可以随时吃到地道的裤带面了。大人之学，定要造福一方，利国利民。
在机场书店，挑了25本书，分给孩子们路上看。有本书挑剩了，没人拿，《毛泽东：峥嵘岁月1893-1923》【作者：李锐，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3年1月第1版】。其实，这本书非常值得读。在飞机上，我读完其中一篇《湖南第一师范》，很受启发。这一篇具体章节名有：学校和教师//杨昌济//一本读书笔记//以文会友//忧国忧民的时事通//“略通国学”与评说孔子//“独服曾文正”//《新青年》的影响//读社会这一本大书//“野蛮其体魄”//“通身是胆”//学友会和工人夜学//《伦理学原理》批注//“身无分文，心忧天下”。但就这些标题，你就能感受到青年毛泽东的与众不同。
关于毛泽东的书很多，可这本书的作者不得了，非同寻常：
李锐（1917-2019），湖南平江人。原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央组织部原副部长。李锐曾任毛泽东秘书，是海内外公认的毛泽东研究专家。他前后历时四十年，数度修订，撰成本书。作者精心研究了大量新的文献资料，完整、准确、生动地再现毛泽东这位历史人物的本来面貌，并对其功过是非做出令人信服的评说。
李锐有篇长文《毛泽东早年的道路》，作为代序，写得很好，现选摘部分内容，与大家分享：
本书的任务是以尽可能搜集到的资料，来叙述毛泽东的早年读书生活，以及中国共产党建立前后在湖南的早期革命活动。时间的跨度是从毛泽东17岁以前在韶山的岁月开始，直到1923年春前往上海党中央工作为止，也即毛泽东30岁以前特别是20岁到30岁这关键的10年时间。一个人在30岁以前可说是青年时期，即从人的整个一生来说，一般还未进入成熟时期。可是青年毛泽东是比较早熟的，这同时代和环境有关，更同他本人的好学储能和刻苦锻炼有关。毛泽东伟大的一生，是从他不同凡响的青年时期开始的。现在我们就此再作一个简要的回顾：这个历史巨人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他的伟大成功和晚年错误也不是偶然的。……
同不能忘记广东一样，中国近代史不能忘记湖南这个地方。康有为、梁启超和孙中山都出自广东，林则徐、洪秀全也同广东有关。谭嗣同、唐才常、黄兴和陈天华都出自湖南，从王船山到谭嗣同，“趋时而更新”,“因时而变法”,经世致用，弃旧创新，形成所谓“湘学”实学学风，影响至大。湖南还出了个曾国藩，“保卫名教，收拾洪杨”，传教与事功集于一身，所谓“中兴名臣，一代儒宗”。不论其人如何满手鲜血，如何“忠诚的虚伪”，列在他名下的“湘学”，标榜“禹墨为本，周孔为用”、“贵诚蔑浮”，崇尚艰辛勤俭，影响也极大。他也师承王船山，并刊刻传播《船山遗书》。两种政治方向截然相反的“湘学”传统，错综复杂结为一体。当年不仅一般青年学子，即使志士仁人也方向不辨、主次不分。从梁启超、杨昌济到陈独秀、毛泽东，都佩服过曾国藩。这种历史现象也说明，历史人物的评价甚为复杂；反面中有正面，正面中有反面；非中有是，是中有非，其主次、轻重就看如何历史地、辩证地对待。进入19世纪70年代以来，湖南就是这样一个新旧斗争特别剧烈而复杂的地方。谭嗣同、梁启超等办时务学堂和南学会时，湖南为全国最富朝气的一个省。唐才常自立军失败，时务学堂学生被杀害的达200多人。清末留日学生和同盟会会员也数湖南人最多。黄兴被称为“革命的实行家”，他领导了黄花岗起义，这是辛亥革命的前奏。武昌起义是以湖南革命党人（焦达峰、陈作新）为依托的。“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这种当年被世人称道的“湖南人精神”，有其深远影响。……
1913年春，由于经济不能独立，已经快20岁的毛泽东只能违背心愿进了供膳宿的湖南第一师范，在这个学校勉强读了5年半，于1918年毕业。从1915年到1918年，正是世界和中国大动乱的年代，湖南长期成为南北军阀拉锯的战场，课堂也是不平静的。他利用这个学校，专心于自己喜好的社会科学（不好自然科学），从国学（经典古籍）、诗文、历史、地理到哲学、伦理学，尤好哲学，中外古今或涉猎、或专攻、或全书抄录。还天天读报（这也是他一生的习惯），关注时事。总之，一心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和改造社会的道路。他以此为己任，努力将自己塑造好；从学识、思想、能力到身体，力求向上，时有变易；既动笔又看书，每天写日记；生活极有规律，读书问难、锻炼身体，都按计划行事。他的思想随着时代前进，处在新旧交替的急剧变化之中。他自己对这段生活作了这样的评价：“我的政治思想在这个时候开始形成，我也是在这里获得社会行动的初步经验的。”
毛泽东幸运的是，在这个并不称心的地方，遇到了很好的老师和很好的同学。老师学识渊博、道德高尚，教书育人并重；同学勤学苦练、思想进步，以国家栋梁自许。他们都忧国忧民，怀有救亡革新、改造社会的志向。对他影响最大的伦理学教师杨昌济，在国外留学10年，博通古今，学贯中西，批判分析自成体系，而且以身作则，尽力教导学生立志复兴国家、改造社会，做一个光明磊落的有用人才。师生之间互相切磋，有如朋友和家人。蔡和森这样的同窗好友，无不志同道合，好学深思，交换心得，不分彼此。毛泽东还不以周围几个知交为满足，敢做超凡脱俗、标新立异之举，刊登启事，广结校外同志。为砥砺品行、研究学术、集体互助、努力向上，在毕业之际，他们这一群时代精英，终于结成新民学会这样的进步团体；成立时的21人中，除罗章龙外，都是受教于杨昌济的一师学生。
在这个学校，毛泽东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施展他的学识和才具、抱负和胆略。例如，他的异乎寻常的写作才能为老师赞赏及同学传诵，还在《新青年》上发表极有思想见地的大块文章；反对袁世凯称帝时，他做了有效的宣传鼓动；他主持学友会，锻炼同学的自治能力，活跃课外生活；他创办工人夜校，为失学的工人尽心服务；在南北军阀混战之时，一次长沙城出现短暂真空，他领导“学生志愿军”巡逻护校，利用溃军不知虚实，竟缴了一支北军的枪械；为了解社会实情，他与好友以游学方式，在暑假中不花一文钱，周游洞庭湖五个县；他的“野蛮其体魄”的身体锻炼，冷浴、冬泳、露宿等，多是常人所不敢为。他这个为老师看重、同学敬佩的特殊学生，在一次全校学生“人物互选”中，获德智体三个方面综合票数最多，为全校第一。这件事最能说明青年毛泽东是一个何等品学兼优的学生。可以说，他的社会科学尤其文史知识水平，当年即使是在大学毕业生中也属佼佼者。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不过说明学校教育和学生本人的成绩。现在要说明的问题是，他这个品学兼优的学生今后的征途同苦难的中国前途，竟如何密不可分，结成一体。了解他的学生时代生活之后，使人深深感到，这同他离开校门时在两个方面打下的基础有关：一是，他的学识才具和思想水平，已经树立的世界观、人生观，身体力行、知行结合的重现实精神，为他今后接受马克思主义和从事艰难复杂的革命活动，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二是，他不是单枪匹马孤军奋斗，而是结合了一班志同道合的亲密朋友，组织成一个战斗的团体，集体行动，共同作战。终于在湖南这个地方（也在法国勤工俭学运动中）为建立中国共产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两个方面确是现代中国历史的幸运。
毛泽东在学校时还没有机会接触唯物主义，只能从古今中外各种唯心主义和二元论哲学中，加以分析批判和选择，同时在《新青年》倡导的民主、科学和个性解放的思潮影响下，树立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他强调一个人要确立信仰和志向，首先要研究哲学和伦理学，这样才能抓住宇宙和人生的大本大源。他的改造国家和社会的志向，是同改造哲学和伦理学的思想联结在一起的。他认为人生的目的在“实现自我”；极力主张“身心并完”,“发达自己身体及精神之能力至于最高”;十分强调个人主观意志的能动作用，即“个人精神主义”；追求“独立所有”的道德完美境界，用自己的理想唤醒国人，来改造这个旧世界。总之，具有救国救民“舍我其谁”这样一种英雄气概。他这种探究大本大源的另一思想特征，就是认为运动、抗争为宇宙人生的普遍规律。他从体育之研究，人皆乐“动”，而得出“天地盖惟有动而已”这一理论观点，认为“动”是天地身心的本性。他对一切差异、对立、冲突、动乱，不仅持完全肯定的态度，而且持赞赏喜爱的态度；宇宙间水力、风力因遇地势之抵阻，而益增其奔猛、怒号；战国、刘项、汉武匈奴、三国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他的结论是：“安逸宁静之境不能长处，非人生之所堪；而变化倏忽乃人生之所喜也。”他在日记中写的，“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也并非单纯从身体锻炼得来的偶感，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本源思想，并且是一贯身体力行，也为后来历史证明的他的人格个性特点。
“以不断运动、顽强奋斗、克服‘抵抗’、实现自我为人生快乐，是青年毛泽东思想和行为的主要特征。”“运动、斗争成了他的身心存在的第一需要。”
在这样一种精神状态下，毛泽东和他的朋友们离开了学校，踏上人生的征途，荆天棘地、狂风暴雨在等待着他们。毕业之后，这群志同道合的新民学会会员，当前要解决的便是去向问题，其一致意见是向外发展：必须走出湖南，到通都大邑，出洋留学，自由研究，获得世界知识，以求救国救民之道。恰遇赴法勤工俭学的机会，为此毛泽东第一次来到久已向往的北京。克服种种困难，学会会员终于分几批到法国勤工俭学，向海外发展成为事实。毛泽东本人决心留在国内，为学会打好基础。在北京停留的半年，更使他眼界大开。他结识了陈独秀和李大钊，接触了许多他钦佩的思想激进人物，还同一些左翼青年成为朋友，吸收了许多新的思想，也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粗浅知识，参加了许多有意义的活动，脑中装满了许多社会实际问题。他自己回忆这半年生活时写道：“政治的兴趣继续增加，思想越来越激进。”他深深感到，“近数年来，中国的大势斗转”;“革新之说，不止一端。自思想、文学，以至政治、宗教、艺术，皆有一改旧观之概。甚至国家要不要，家庭要不要，婚姻要不要，财产应私有公有，都成了亟待研究的问题。更加以欧洲的大战，激起了俄国的革命，潮流侵卷，自西向东。国立北京大学学者首欢迎之，全国各地各学校的青年大响应之”。
他带着这些新思想和新的活动经验，回到长沙之后不久，就爆发了五四运动。这回的主观与客观形势，已与8年之前的辛亥革命时大不相同了。毛泽东立即投入并领导了长沙的火热斗争，新民学会会员成为领导的核心，他则成为学生运动随后成为驱张运动的领袖人物。从此开始了他一生“克服抵抗”的革命活动，显示出卓越的才能和超凡的思想。这时，《伦理学原理》批语中那些纯粹思辨的东西，冥思苦想的抽象问题，“只有精神生活，而无物质生活”等，统统不见了，而让位于当前现实的斗争和实际生活中的种种问题。他主编主撰的《湘江评论》，走出了湖南，尤其气壮山河的《民众的大联合》长文，获得辉煌的成功，在全国发生了影响。“毛泽东”这个名字开始为世人注意。……
由于分不清马克思主义同无政府主义以及实用主义等的本质区别，毛泽东这时虽然还幻想“呼声革命”，也主张“多研究些问题”，但这两种世界观的斗争、谁胜谁负的问题，《湘江评论》上已露出端倪，显示出必然的趋势，即对封建主义的痛恨，对资本主义的失望，对社会主义的向往。虽然杜威的“实验主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论”，克鲁泡特金的“社会互助论”，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民主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这个“大杂烩”还色彩缤纷萦绕于脑际，但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不断对他起着“东风压倒西风”的作用。……
毛泽东对于中国革命的最伟大的功劳，从一开始革命活动就如此辉煌地表现出来的，便是他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以解决中国革命中一系列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西欧资本主义社会，而中国是东方几千年封建主义统治农民的国家，近代又沦为帝国主义统治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历史的发展有其极大的特殊性。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来解决现代中国革命中的各种问题，乃是一件特殊困难的事业，绝不是如那些教条主义者、机会主义者和一切空谈家、书呆子所想的，只将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加以熟读、背诵和摘引，就可成功的。这必须将高度的革命精神与高度的科学精神相结合才能办到，不能有丝毫主观随意性。这不但必须具备对无产阶级事业、人民事业的无限忠心和百折不挠的愚公移山精神，尤其需要有对中国国情的深刻了解，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素养，以及丰富的历史知识、社会知识和斗争经验，包括官方经典的和民间流传的。这样，才能善于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对客观情势作精确的科学分析，从而真正做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同时还必须时刻不脱离群众，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善于把群众的经验、意志、思想集中起来，又应用到群众中去。只有这样，才能依据历史进程和中国的具体环境及条件，对马克思主义作独立的创造性的补充和发展，并用中国人民的通俗语言和喜闻乐见的形式表达出来，使之适合于中国的特殊条件和新的历史环境，从而为中国全体劳动人民群众所接受，成为自己的战斗武器。毛泽东在早期革命活动的时候，就正是这样出色地开始进行了这种特殊困难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他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就是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方法，他随时随地联系着当前革命的实践，对周围的具体的社会情况作具体的分析，这就是用他自己后来常说的“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阶级分析的方法，去研究、判断客观情况和考察、集中革命实践经验，以求得工作方法和方针”。从早期革命活动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实践家的身份超过理论家的身份，他总是用自己的行动来证实自己的设想，用革命的实践来证实革命的理论，即“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论》)，从而使两者不断发展，永远前进。他在每个工作阶段中，都站在最前面、最重要的岗位上，埋头工作，不事喧哗，接触实际最多，联系群众最广，对革命操心最切。思虑最深，既丝毫没有陈独秀这类人的书呆子的习气，又丝毫没有王明之流的纨绔子弟的习气。因此，从创造党起，即成为我党最卓绝的代表。
从五四运动开始直到工人运动和后来的农民运动，毛泽东为党培养了最早的一批从知识分子、工人和农民出身的干部。他们在这位非凡的领袖的培养和熏陶下，具有为革命不怕牺牲的精神、独立的工作能力、密切联系群众的习惯、埋头苦干和实事求是的作风。没有这样一批坚强的骨干及其影响下的广大群众积极分子，则大革命失败后的秋收起义和井冈山的斗争，就是不可能的。正是这批干部和安源、长沙、水口山等地的工人和后来的平江、浏阳等地的农民，成为这支“星星之火”的武装的基础之一。
关于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本书所叙述的材料自然还是不很完整的；但由此也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毛泽东思想，经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培养后，在他的早年——30岁以前就已开始扎扎实实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长起来；它们是中国的东西，又是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的东西。本书结束时，1923年的书中主人翁——30岁的毛泽东，这个出现在中国现代历史面前的即将影响并在后来主宰过中国之命运的人物，读者已经看到，除开还不是军事家之外，其他特质是很清晰的：首先是一个讲究实际的革命家和政治家，也是一个组织家和策略家；此外，还是哲学家（思想家）或哲学嗜好者；一个好教师、好报人（主笔兼编辑兼记者），两者是他的生平志愿；还是才华横溢的文章家（古文、时文都擅长）和气质浪漫的诗人。他已初步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暴力革命论；然而读过的马列经典著作还很有限。他博览群书，尤好文史哲，熟悉中国文化典籍和民间小说。他的性格特别倔犟，我行我素，好斗好胜，以斗为乐，绝不服输；他意志坚定，吃苦耐劳，具有勇往直前，天不怕，地不怕，敢做超乎常情的奇行异举。他来自下层，熟悉下层，不是书香子弟，而是农民的儿子，同农民有深厚的感情。他对一切事物有自己的看法，善于独立思考，多谋善断，决断专行，尤好自行其是。因此，希望读者认识30岁以前的早年毛泽东后，从而学习克服千难万险、走向胜利的中年毛泽东，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56岁，到1957年64岁；更进而探讨逐渐走下坡路的晚年毛泽东，1976年83岁去世之前，为什么还要说“我生平做了两件大事”：打败了蒋介石和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从他个人来说（当然个人离不开环境，主观与客观是互相影响与制约的），自有其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向原因。历史有偶然性和必然性，必然性是通过许多偶然性反映出来的。研究毛泽东，学习毛泽东，鉴戒毛泽东，是当代也是后代中国人的任务。
（中霖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