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日志2025年4月22日星期二
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中庸》
这一周的主课，请阿拉伯语专家李元庆老师讲授《阿拉伯世界的历史与现状》。李老师年近八十，却精神矍铄，思维清晰，讲课还很幽默。
李老师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语专业，1972年就外派叙利亚，一直从事外交、商务参赞等领域的工作。他结识了许多阿拉伯国家的朋友，大家饮食等生活习惯不同、宗教信仰不同，但仍然可以沟通无碍，友好交往，其实，将所有因“分别”而产生的“优越感”（或“自卑感”）放下，肯定天赋的人格平等，尊重差异，所有的人类都可以和平共处。
今日中国教育陷入困境，有许多原因，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与过去“大家庭”相比，家庭结构发生了许多变化。在传统社会，四世同堂很普遍，兄弟姊妹很多，父母精力有限，同辈人可以互相照顾、互相学习；而如今，“家庭原子化”，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等缘故，三口之家是常态，孩子少了，父母的压力反而大了，觉得孩子不好养。这里面有许多认识上的误区。
李老师讲到他的一位阿拉伯朋友生了十二个孩子（同一位太太生的），他就问这位朋友：“这么多孩子怎么养啊？”他的阿拉伯朋友反问道：“你们一个孩子怎么养啊？”通过他者的视角，或许能帮助我们跳脱某种认知上的局限。在当前的中国社会，人们普遍认为教育成本高，孩子多了养不起，其实四十年前的中国人很少这样看问题。在传统社会，多子多福，人丁兴旺是家庭生活美满的标志。
今日中国很难一下子回到兄弟姊妹五六人的“大家庭”，但如果以养育孩子为纽带，采取家庭互助的模式，组建非血缘关系的“共生大家庭”是可能的。一方面，降低生活成本；另一方面，帮助大家从“个人主义”的“自闭”状态走出来，增强互帮互助，和谐共处，所谓的教育难题就会迎刃而解。
昨天下午，听外甥给家父朗读他的旧文章《说说我的家风》，十分感动。在物质条件匮乏的年代，我们的祖辈还活得那么有精神，懂得一些朴素的道理，而如今物质文明发达，大家却找不到精神发展的方向了，令人唏嘘不已。
呜呼！“教育”，不离颐养之道：“颐，贞吉，养正则吉也。观颐，观其所养也；自求口实，观其自养也。天地养万物，圣人养贤以及万民。颐之时大矣哉。”
【夸父班同学日知录选摘】
◎今早，李老师讲《阿拉伯世界的历史与现状》，非常精彩！
中午一场雨，打破寂静，小风一吹，空灵，清静！
◎谷雨的第二天，下雨了，天灰蒙蒙的，烟雾缭绕，淅淅沥沥，让人变得放松、安静。
听李元庆老师给我们讲《阿拉伯世界的历史与现状》，像是“科普”，老师讲那里的故事，结合自己的经历。一直对阿拉伯国家非常好奇，因为它的多元化。老师讲到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建交多年以来，一直是“和平外交”、“大国外交”，走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的道路，无论是“一带一路”还是去年习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书”，都是为这一整个星球的人类着想，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同呼吸，共命运，不为己私、已欲。
下午大扫除，一点点地干，洒扫应对，亲力亲为，一张桌子，一个国家，到极处一样，皆用心。
◎主课，李元庆老师主要讲了阿拉伯国家的概念和中阿关系。很生动，在一连串的“干货”中，加杂着一些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很有趣，整个课堂欢笑不断。
看到今天的《时事报道及评论》，发现自己能静下心来读《时事》了。之前，因为无法理解其中的专业词汇，我每次都无法读进去。而今天，一个人静下心来，慢慢读，虽然还是有些读不懂，但至少读进去了。第二篇《时事》，中国驻美大使用中医的术语形容现在的世界经济，很具象，又总结了特点，一语中的。
（中霖整理）
【附录：《说说我的家风》】
前些时候儿子来电话说，他和同事、朋友们正筹备一个有关家风问题的研讨会，希望我写篇文章，说说自己的家风及心得，作为书面发言，与朋友们交流切磋，起个抛砖引玉的作用。
家风是一个传承，所以先得说说我的父亲、母亲，以及祖父、祖母的故事。
一、
我的父亲福茂公，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农历5月29日，出生于鄱阳县城一个普通贫民家庭。祖父荣魁公是一家水果行的伙计，因水果行失火倒闭失业，自己便做起小生意，鄱阳人俗称“挑八股索”，即挑着担子满街叫卖。自己没有房产，租人家的房子住。祖母纪氏，名元贞。听母亲说，祖母是个极争气的人，从不向人借贷，以免别人背后讲闲话，让人看不起。为了让自家的小炉灶天天能生火，夜晚常在湖边借着月光，跪在草编的团蒲上，帮人家洗衣服，挣钱补贴家用。祖母的节俭，在街坊邻里中也是出了名的，平时从不吃豆渣、腌菜之类，只吃自制的咸辣椒和豆腐乳，因为咸辣椒和豆腐乳无需下锅煸炒，省油省柴。
我小时候的印象里，鄱阳人不烧煤只烧柴。一般小户人家都用泥制的小炉子，杂货店有各种型号的大小泥炉子出售。用户买来后，用废旧铁皮包起来，外加几根篾条做衬，然后用铁丝打箍，加固后的小炉子可以用许多年，我小时候帮家里干过这个活。母亲告诉我，她做女孩的时候，柴店里有一种“小捆柴”卖，“小捆柴”只够一天烧三餐饭，是专供贫穷人家的。母亲说，那时候祖父、祖母就是天天买这“小捆柴”的主。或许是时代的变迁，我小时候没见过卖“小捆柴”的柴店，但我确实见过许许多多的穷人。有一个叫余天意的小朋友，年龄与我相仿，我们是邻居，经常在一起玩耍。他父亲也是“挑八股索”的小贩，没有房产，租庄稼人的房子住，他父亲身体不好，常卧病在床，家里经常揭不开锅，天意的弟弟瘦得皮包骨，不久死了。我常同天意一道，帮他捡柴火，还偷偷地从家中拿些硬木柴送他。母亲知道我经常从家里拿硬柴送天意，从未批评指责我，反说我“心好”。后来，天意家搬到别处住，我俩再也没见过面，听说他到丰城煤矿做工去了。所以我能体会母亲所说的境况，体会祖父、祖母家境的贫寒和艰辛。
父亲兄弟二人，还有两个姐姐，父亲最幼。父亲13岁时，祖父去世。伯父去一家渔行学徒，父亲到一家名叫“长三元”的馆子店（餐馆）学徒。父亲告诉我，到“长三元”当学徒，先是学白案，从拨油条开始，然后是和面、揉面、发面。炸油条的面粉，要按一定的比例放盐，放明矾，多少面粉配多少盐、多少明矾，要用秤称好，多了不行，少了也不行，否则面就发不好，油条也炸不起来。
鄱阳县城地处昌江和乐安江的汇合处，古时候是饶州府府治所在地，亦是赣东北物资集散地之一。昌江发源于皖南山区，经婺源、景德镇流至鄱阳，然后再经30公里流入鄱阳湖。昌江与乐安江合流后叫鄱江，是江西赣、信、鄱、修四大水系之一，上通南昌、樟树、吉安、赣州，下达吴城、九江，以至南京、上海，水运便利。古时候，没有公路铁路，交通运输主要靠水运。鄱阳是景德镇瓷器和婺源茶叶出口的必经之地，是中转站。皖南山区的木材、毛竹，也扎成木排、竹排，顺昌江而下至鄱阳中转。我小时候看过各种大小的木排和竹排，一些大货船和轮船则停靠在木排、竹排的外面。父亲告诉我，他当学徒时，每天要装一篾篮子油条到木排和大货船上叫卖。篮子里的油条是老板亲手点过数的，回店时要如数向老板交钱。父亲说：“当学徒一定要勤快，要做到口稳、手稳。”所谓口稳，是指说话谨慎，不能信口乱说。手稳是指“手脚要干净”，绝不能私自拿店里的东西。在店里，学徒起得最早，要下铺门，要打扫卫生；晚上睡得最晚，要上铺门。老板常会在学徒晚上睡了以后，故意在门槛边放一些钱物，看学徒第二天早上是否会把钱物交给老板，如果学徒把钱物私自放进口袋，那就要准备走人，这是老板考察学徒人品的一种方法。不管介绍人面子多大，因“手脚不干净”被解雇的学徒，其他店铺是不敢接受的，此人在这条街上就难以立足。父亲常说：“做人首先一条是手脚要干净。手脚不干净，就谈不上什么人品不人品了。”又说：“做生意要讲信用，没有信用，生意是做不下去的。凡生意做得好的，都是讲信用的，靠欺诈永远发不了财。”
父亲三年学徒满师后，仍留在“长三元”当伙计，由白案转为红案。父亲说，做红案先练刀功，从切菜开始，切、片、打花刀，是基本功。小时候，我看见父亲切菜时，可以一边切菜，一边同别人说话，眼睛并不看手上的刀和菜，非常熟练，切菜时仅手腕用劲。我知道，这是勤学苦练、熟能生巧的结果。譬如切肉丝，先打片刀，将肉块片成很薄的肉片，然后一片一片叠加起来，再切成丝，这样切出来的肉丝，又细又均匀。至于烧菜的技巧，父亲也说过很多，什么小炒、红烧、清蒸、焖、炖、煲汤，各有各的特点，而放盐则是最关键的一环。菜的味道如何，全看最后盐放得合适不合适。上菜的顺序也是有讲究的，味重的先上，可以促进食欲；味淡的后上，如果后上的菜仍是味重，顾客就难吃下去了。
父亲在“长三元”当了三年学徒、七年伙计，整整十年。白案、红案样样能做，后来成为“长三元”的主厨，厨艺相当可以。别看鄱阳是个小小的县城，在水运为主的时代，却是商贾云集的繁华之地，当时居民人口就多达十几万之众。鄱阳馆子店的顾客主要是一些生意人，他们都是跑重庆、武汉、南京、上海的角儿，下馆子，谈生意，见过大世面，对菜肴的色、香、味、形要求很高，也很挑剔。如果菜烧得一般般，下次就难有回头的客人。父亲的厨艺，便是在这种情况下练就出来的。我不敢说父亲的厨艺超群，但“长三元”的老板对父亲很器重，在店里一待就是十年。如果做人做事不合规矩，厨艺平平，肯定待不了这么长的时间。
平时，老板和伙计们都吃得很省，所以有初一、十五“打牙祭”的习俗。所谓“打牙祭”，就是买些鱼肉之类的好菜，改善伙食的意思。不管什么店，米店、布店、南货店、杂货店，全都这样。农村请了长工的地主，也遵循初一、十五打牙祭的习俗。东家待长工不好，长工在地里干活就不会认真卖力。一般人家请裁缝到家里做衣服，或请木工到家里打家具，主人都会用酒肉款待。父亲说：“一只巴掌拍不响，凡事都是两好合一好。你假心假意待人，别人也不可能真心待你，这是自古以来做人的道理。”每逢“长三元”打牙祭，父亲都会将自己的那一份送回家给祖母吃。对于这一点，老板对父亲也表示十分的好感。
一辈子当伙计非长远之计，在“长三元”待了十年之后，父亲开始考虑自立门户的问题。然而家境贫寒，没有本钱，能做些什么？父亲请木工打了一副清汤油条担子，炸油条，卖清汤（外地人称馄饨），哪里人多，就挑到哪里叫卖。那时候，没有城管，也没有工商，小商小贩做点小生意养家糊口，还是比较自由的。父亲块头大，年轻有力气，整天挑着清汤油条担子，大街小巷满城跑。逢到庙会唱大戏，那就更忙。几年下来，小买卖居然做得还可以。于是父亲又开始谋求新的发展。
鄱阳中学是民国初期的省立重点中学，办学历史悠久，座落在地势较高的高门。高门附近全是庄稼地，是城乡混合地带。当时的学校一般不办食堂，未带家眷的老师和外地的学生，便在学校附近的人家搭伙食，父亲看好这个有稳定客源的商机，决定租用学校附近的一户民房，做起了包厨的生意。
二、
在做包厨生意前夕，父母亲结了婚。母亲姓胡，名叫招弟，1908年农历8月8日，出生在一家名叫“全昌”的烟店。所谓烟店，实际上是加工烟叶、制作烟丝的手工家庭作坊，鄱阳人称这种烟丝叫黄烟。在我的印象中，全昌烟店是鄱阳县城少有的一家既制作烟丝又卖烟丝的烟店，常年有三四个伙计，生意做得红红火火，算是一个殷实户。母亲出生后三个月，外婆就去世了，于是抱给一家做棺材的陈姓人家做童养媳。不久，陈家的小孩夭折了，陈家便将母亲当女儿抚养。母亲12岁时，陈家失火，烧了个精光，一贫如洗，生活极其困难。母亲回到全昌烟店帮工撕烟叶，所得工钱全数交给陈家外婆，自己不留分文。
胡家有七个舅舅，外公去世后，由精明能干的二舅掌家理事。母亲生性乖巧温顺，做事勤快，善解人意，在哥嫂之间从不过言，从不多嘴多舌，深得众舅舅、舅妈的喜爱。那时候，女孩年过二八，家长就要考虑婚配之事，陈家外婆无力办嫁妆，便由胡家二舅做主择婿婚配。听母亲说，二舅看中父亲有两个原因：一是认定父亲人还机灵，有手艺，懂得做生意的道理，二是认定祖母的为人，家虽贫穷，但很硬气，家教甚严。于是在二舅的主导下，父母完婚。我的大姐生于1926年，由此推算，父母结婚的时间应是1925年，父亲25岁，母亲17岁。
婚后，母亲成为父亲极好的帮手。学校按钟点上课，按钟点下课，时间观念很强，包厨必须按学校的钟点安排早中晚三餐，所以母亲每天都是下半夜三四点钟起来，一边捞饭煮粥，一边纳鞋底。所谓捞饭煮粥，是鄱阳人做饭的一种方法。先将水烧开，然后将米倒进锅里，大火煮些时间，待米粒将要开花时，便捞起来倒在木盆里。这捞起来的半生半熟的米饭叫“生米饭”，中午放在木甑里蒸，不会烧糊，也不会起锅巴，别有一番香味。生米饭不能全捞起来，要留一些在锅里继续用小火慢慢煮，这便是早餐的粥。这种粥特别好吃，最上面的一层叫“米油”，很养人。那时候没有奶粉，缺奶的婴儿就用“米油”喂养。“米油”纯天然，没有任何添加剂，安全卫生。“米油”喂养的婴儿，照样长得白白胖胖，丝毫不亚于现在的高级奶粉。母亲说，我家每天要煮三四斗米，“米油”特别浓稠。街坊邻居有缺奶的孩子，家长都会向我家讨要，父母亲也非常大方地送给他们。
一斗米是15市斤，也就是说，平常在我家用膳的师生每天有三四十位。饭不定量，菜每人两份，根据所交的伙食费分为若干类，还可以临时炒菜。每天有这么多人用膳，肯定够父母亲忙碌的，这时父母便将陈家小舅舅接过来学徒做帮手，后来父母亲又帮助小舅舅成家，陈家外婆非常满意。
当时，鄱阳中学附近做包厨生意的有好几家，因父亲是馆子店学徒出身，受过专门的训练，菜肴的搭配和口味比一般人做得好，所以我家的生意也比其他人家做得好。一般说来，饮食服务业虽不是大宗买卖，却没有什么大的风险，还是很能赚钱的。父母亲做包厨生意，经十几年的积蓄，便打算买地盖房子。因为要继续做包厨的生意，所选的地方自然是距鄱阳中学最近的地方。
三、
新房子是按当地民居的式样建的，坐北朝南，有小庭院，有前厅、后厅，共八间房间，均有楼板、地板，很气派，俨然是一个大户人家。这是我父母亲起早摸黑、辛勤劳动的血汗换来的家产，我就是在这栋房子里长大的，这里有我许多和父母一起生活的温馨故事和美好的记忆。
我二哥是1937年10月出生的，母亲告诉我，二哥出生后房子刚刚盖好。“七七卢沟桥事变”，日寇全面入侵，人们纷纷逃难，鄱阳人叫躲日本佬。为躲避日机轰炸，1938年鄱阳中学迁校至鄱阳境内昌江河边离县城30公里的小乡镇凰岗，父母亲也跟随学校搬到凰岗，继续做包厨生意。新盖的房子则请左邻右舍代为照看，我和小姐姐都是在凰岗出生的。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八年抗战取得了伟大的胜利。鄱阳中学迁回县城高门的老校址，我们家也住进了自己的新房子，继续做包厨的生意。父母亲的一生，可谓是与鄱阳中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1949年国民党军队败走台湾，新中国成立，鄱阳中学继续开办，父母亲也继续做包厨生意。1951年土改划阶级成分，我家因为没有分寸土地，被划为城市贫民。我不懂当时的土改政策，依我现在的看法，我家成分准确地说，应该是城镇工商小业主。我想，城市贫民也好，工商小业主也好，都属于劳动人民的范畴，都是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
1955年，国家实行粮油统购统销，买米买油全凭票证，包厨的生意无法进行下去。这时鄱阳中学已成立食堂，父亲便进入都中食堂做厨工，这对我家来说是一个重大的转折。以前包厨，自己是老板，不管怎样，养家糊口绝不成问题。进入鄱中食堂，全靠每月26元工资收入，家里人多，我和二哥又都在读书，就显得很紧张了。母亲开始大批量腌制咸菜卖给学校食堂，挣钱补贴家用，并照常养猪。但家中没有充足的泔水，我每天要去打猪草。记得读高小时，我一大早起床便手挎一只大菜篮，到附近庄稼地寻找野菜。星期天，我也像余天意小朋友那样，挎着篮子到处捡柴火。家里开始变卖东西，先是卖包厨时添置的饭桌条凳，卖铜器、锡器，最后家中小庭院铺设的红石也挖起来卖了。
二哥自幼聪颖，有文学天赋，辩才无碍。初中时候就在江西唯一的文艺杂志《星火》上发表作品，1958年考入江西大学中文系。1960年我被编入跃进班，高二提前毕业，考进宜春师专物理科。二哥和我上了大学，父亲非常高兴，很真诚地对二哥和我说：“如果不解放，我们家是出不了大学生的。”
四、
父亲一生不抽烟，不喝酒，喜交友，乐助人，仗义疏财，颇有几分豪气。我家四周的邻居全是庄稼汉，我家厨房宽敞，早年包厨期间，不少人晚上会来我家厨房聊天，他们自带竹竿包铜的旱烟管，黄烟则由父亲免费供应。这时我家的厨房就像一座茶馆，非常热闹。吃过晚饭，母亲便会准备一大茶壶茶水。有些人家手头紧，一时要应急，往往会向父亲借钱，父亲总能满足他们的要求，至于什么时候还钱，均任由自便，父亲从不计较。高门有座七胜庙，里面敬奉了许多神仙，一些活跃分子相邀来会，也请父亲参加，父亲都一一答应，只出经费，没时间参加具体活动。父亲自幼苦寒出身，与这些庄稼人很投缘。
我家房子高大，夏天凉快。对门赵家两兄弟因自家房子矮小，中午热得难受，天天中午会来我家后厅歇昼。父母体谅他们起早摸黑，烈阳下面劳作辛苦，便将家中的竹床让出来给他们睡午觉，长年如此。赵家兄弟感激父母的“仁义”,也常送些自己种的蔬菜给我们。因妯娌不和，赵家兄弟也时不时地闹矛盾，赵家大妈便会找母亲诉说心中的苦处，只要赵家大妈一到，母亲就会放下手上的活计，耐心倾听，并百般安慰。许多邻居的大妈、婶、姨喜欢同母亲拉家常，母亲都用心倾听，但从不过言。
我家后厅有个小门，门外是江家的菜园地，菜园里种有一棵大枣树。每到暑假，树上结满了枣。父母再三交代，不许到菜园里偷枣吃。我做到了，父母挺高兴。江家因我家从未有人到菜园偷枣，枣下树时，也会用量米的升筒送一筒枣给我们尝鲜。父母经常交代，在外面碰见邻居，一定要称呼“叔、伯、婶、大妈、姨”，我得到的回报是“真乖”。我家与邻里的和谐关系，在高门有口皆碑。
五、
说到母亲，我还要另费笔墨，因为很难遇到像母亲这样性格好、有德行的人。
自古以来，婆媳关系是一个不容易处理的难题。祖母家长作风严重，重男轻女，老规矩又多，在家里说一不二，事事都要按她老人家的意思办，母亲则百依百顺。我有四个姐姐，除了大姐在家里长大外，二姐、三姐、四姐都是祖母做主送人做童养媳，尽管母亲舍不得，也只能偷偷在背后流眼泪。大姐出嫁，嫁给谁，也全由祖母做主。大姐告诉我，能得到祖母的认可很不容易，祖母对母亲说：“招弟，难得有你这样的好德行，今后你的儿女也会像你对我一样。”
母亲由媳妇熬成婆，没有像祖母那样以婆婆的身份自居，对嫂子和我妻子，处处体贴包容，婆媳关系融洽和谐。嫂嫂生了七胎人，坐月子时，母亲每天三餐两点送到房里，邻居们个个都说“服侍得真好”。我的大侄女和大侄子是母亲一手带大的，“三年困难时期”，我和二哥在外读书，父亲在鄱中食堂用膳，大哥和嫂子在外地，家中只有母亲、大侄女和大侄子，吃饭先让孩子吃，小孩不懂事，三两下便把饭吃完了。邻居告诉我，为此母亲经常挨饿。
1974年，父亲离世，母亲随我到新建县，妻子生女儿时，也是母亲服侍坐月子，儿子和女儿都是母亲一手带大的。后来响应计划生育号召，不准备再生。母亲跟我说：“再生一个，我帮你们带。”又说：“不要怕负担重，多一个人不过是加一双筷子，有人才有世界。”后来见我和妻子态度坚决，母亲再也不说什么，更不会把她的意见强加给我们。这就是我包容、随和的母亲。
母亲慈眉善目，说话轻言细语。我在大塘中学任教时，住校内的教工宿舍，老师们上课去了，如遇下雨，母亲会为他们收衣服。邻居的母鸡有时在我家鸡窝下蛋，母亲会主动将鸡蛋送还人家。一位赣州籍的刘老师，一家三口只有他一人有粮油供应关系，生活困难。刘师母到我们家玩，同母亲说她家经常吃红锅子菜（意为没有油），母亲会用酒盅装油送她。冬天天气冷，母亲专为她的小女孩做棉鞋。一次刘师母抱小女孩路过我家门口，母亲见小女孩光着一只脚，忙问原因，年轻的刘师母说“丢了”，母亲又赶快再做一只鞋。
我在新建一中任教时，岳父、岳母退休，搬来同我们一起生活。母亲包揽了一日三餐，三位老人相敬如宾，和谐相处。同事和朋友都称赞说：“难得！”妻子的兄弟来家，母亲每次都热情款待。
母亲继承了祖母节俭的传统，从不浪费东西，母亲常说：“大富靠命，小富靠俭。”冬至腌腊肉，缸里的卤水舍不得倒掉，煮开后另用小坛子装好，留着第二年清明腌咸鸭蛋。端午节吃过粽子的粽叶，会洗干净晒干挂起来，留到第二年包粽子用。这些琐碎小事，看起来不起眼，却是当年老一辈人生活节俭的具体写照。
母亲心灵手巧，不仅家常菜烧得好，还会制作各种各样的小咸菜。清明时节做“春不老”腌菜；夏至晒糯米酱、小麦酱，做豆豉，蒸豆豉；重阳节腌辣椒豆豉和各种小咸菜；冬天酶豆乳，腌萝卜干，一年四季从不间断。其中有一种叫“酵豆干”的咸菜最味美。早餐吃粥，就这些小咸菜，简直是绝配！每当家人谈及家乡的小咸菜，我就会想起母亲一年四季忙碌的身影，想起母亲那双被缠得变了形的尖尖小脚……
六、
父母亲不供佛，不吃斋，却很传统。重孝道，敬鬼神，相信命运。父亲常说：“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命里有，终会有；命里无，莫强求。”母亲常说：“人生在世，要积德。做人、做事，要凭良心。”父母亲的传统思想，应该说儒、释、道三种成分都有。逢年过节，父母亲都极重视，遵照地方上的习俗，非常虔诚。每年清明，父亲和伯父必带我们兄弟一道去扫墓祭祖培土，并指着每座坟的墓碑一一介绍，这是谁，生前是干什么的，父亲说：“我们的祖籍是安徽祁门县一个叫黄家墩的小乡村，来鄱阳定居的祖宗是做裁缝的，算到我这一代是第四代，你们兄弟是第五代。”依“高曾祖，父而子，子而孙，至玄曾，乃九族”的说法，我应该称来鄱阳定居的第一代祖先为高祖。在我小时的记忆里，高祖、高祖母，曾祖、曾祖母，祖父、祖母的墓碑都刻有他们的名字、生卒年月。这些坟墓并不集中在一起，因为我家没有祖坟山，安葬的时候都是临时买墓地，高祖之后，曾祖、祖父均是当店员伙计的出身。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修水利，十之八九的墓碑都被生产队挖去做基建材料。这是使父亲最伤心难过的一件事，父亲说：“挖人家的祖坟是造孽，会遭报应。”
父亲1974年农历5月23日傍晚离世，享年74岁；母亲1987年农历腊月26日清晨离世，享年80岁。二老都经历了清末、民国、新中国三个朝代，勤劳了一生。
父母亲没有文化，更不懂政治。父亲常说：“老百姓吃饭做事过日子，其余的事不用我们劳神。守法，听政府的就不会错。”他从来没有说过国民党的政府不好，也从来没有说过共产党的政府不好。他认为，政府是管老百姓的，历朝历代都是如此。“文化大革命”家破人亡，二哥自杀，大哥全家下放农村，他也没有说过政府不好，而认为这一切都是“自己的命”。只是1958年大跃进，祖宗的墓碑被挖，一直耿耿于怀，直到临终前还不时地念叨。
限于篇幅，祖父、祖母，父亲、母亲的故事粗略地说完了，家风也尽含其中。概括地说，我的家风就是“勤奋敬业、诚信友善、积德”十个大字。当然，这并非我家独有，全国亿万城乡劳动家庭（包括一些有钱人家），大多都是这样。因为“勤奋敬业、诚信友善、积德”，均是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承。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建设良好的家风是我们每个家长的责任。我想借用古人的两幅对联与朋友们共勉——“不求家有千万贯，但愿子孙个个贤”，“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共同建设良好的传世家风。
阿真 于2017年南京